咸阳博物馆收藏的秦孝公时期的“寺工”铜壶

                               咸阳博物馆赠送陈景元的考古论文集

    陈景元24万字的《兵马俑真相》一书，在书店上市不出20天的时间，立即有人发布消息说，有“秦俑之父”之称的袁仲一先生，就对《兵马俑真相》一书中的“谬论”，逐一地进行了批驳，这条新闻，经过媒体、网页广泛地散布，一时间成了一种最热门、最时髦的话题了。一些人竖起大姆指说：“不愧是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家，这一种以短、平、快方式作出的学术反击，让陈景元怎么能够招架得住，看来到底还是袁仲一厉害，有功底、有实力，能击退任何人对秦俑主属观点的学术大挑战。”
 
    报道称：2009年6月13日，秦俑一号坑进行第三次发掘，一个月后《兵马俑真相》就正式出版。考古界对陈景元的观点质疑颇多，袁仲一进行了逐一的反驳说：“三百丈”是古人的约数，不能以今天的长度标准来换算；“车同轨”因有辇车、战车、独轮车之别，当然车轨不一样；“衣尚黑”是以黑色为贵，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黑衣；“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外衣，能说它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史记》记载“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它与俑坑风马牛不相及。
 
    这几百个字，就是到现在为止，人们所能找到的“逐一反驳陈景元《兵马俑真相》一书观点”的全部材料。如果，《兵马俑真相》一书出版在先，而袁仲一这些高论发表在后，当然可以将它称之为是“后者反驳前者”。但是，让人实在不能理解的是，袁仲一在《兵马俑真相》出版之后，不知在哪一种媒体上，或者在什么样的场合上，发表过这样的文章和讲话。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人们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因为这一些话，其实都出自2006年2月28日的《西安日报》上。
 
    实际情况却是，袁先生的讲话在先，而《兵马俑真相》的出版在后，是陈景元在书中用24万字的材料，对袁仲一上述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最全面、最系统的评论。用24万字的文字，去逐一批驳几百字的讲话，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合乎逻辑的。相反，说袁仲一用这几百个字，就能够对24万字的著作及其观点，进行逐一反驳的说法，应该是违反逻辑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要说2006年的文字，是对2009年的著作，进行全面反击，这一种因果颠倒、时空错乱的思维模式，也太让人失声错愕了。
 
    为什么偏偏有人，要去制造这种子虚乌有、混淆是非的谎言，来糊弄、欺骗广大公众呢？把话说穿了，就是在陈景元最新的强大学术攻势下，制造一种顶级考古学家出来回击的虚假信息，以此消除《兵马俑真相》一书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起到消防队坚决“灭火”的震慑作用。如果真有能力，拿出像样的新材料、新证据，去逐一批驳《兵马俑真相》书上观点，人们当然是要认真地进行评估的；如果只是虚幌一枪，打完了便跑，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公众当然也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一些人。
 
    在《兵马俑真相》书中，有一重要论证材料，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陈景元2009年5月31日，到咸阳博物馆一号陈列大厅参观，发现一件铜器上面刻有“寺工”两个字，展品标签上说它是“战国早期”的文物。当陈景元将此铜器、铭文、标签等拍摄下来，并到博物馆考古部，详细了解这件藏品的出土地点及制作年代时，被告知那是早于秦始皇100多年秦孝公时期的文物。由于这个材料，对于论证秦俑坑铜铍的年代，具有很大的甄别作用，于是就把它写进自己的《兵马俑真相》一书之中。
 
    对于这一材料进行批驳，肯定是最近发生的事。果然2009年9月18日《西安日报》发表一篇批驳文章。文章说：根据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可知，咸阳博物馆，确实收藏有“寺工”两字的铜器，但它不是秦孝公时期，而是晚于秦孝公时期100多年后，才铸造出来的。很显然，如果《秦俑专题研究》的材料正确，那么陈景元《兵马俑真相》中使用的材料，必然一定有错；如果陈景元《兵马俑真相》书中的材料正确，那么《秦俑专题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就必然一定有错。
 
    为什么咸阳博物馆一件铜器的铸造年代，双方都在大作文章呢？原来，包括袁仲一先生在内的一大批考古学家，几十年来一直都坚持认为：“寺工”这一个兵器督造官署，是在秦始皇时期才开始设置的。有这个基础条件的限制，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凡是见到刻有“寺工”铭文的兵器，毫无疑问都是秦始皇时期以后的文物。也就是说，凡是刻有“寺工”铭文的文物，都不可能是秦始皇之前的国君，如秦昭王、秦惠文王、秦孝公时期铸造的兵器。“寺工”这两个字，具有强烈的排它性。

    袁仲一等人的秦俑研究，对于外来的质疑总是在“处处设防”。对有“寺工”铭文的文物归属，以秦始皇时期作为认定界线，当然有其更深层的考虑：只要将“寺工”年代尽量向后拖延，就越能够与秦宣太后执政时期，进行切割。如果，真有确凿的材料能够证明，在秦昭王、秦惠文王、秦孝公时期，就已经有众多以“寺工”铭刻的器物出现，那么在俑坑中出土的16件“寺工青铜铍”，就很难再一口咬定，它们都是秦始皇时期铸造的兵器。所以有关“寺工”的争夺战，必然是十分激烈的。
 
    王学理是著名考古学家，一向以治学严谨、敢想敢说、咬文嚼字、功底深厚、文笔犀利而享誉整个考古界，过去有很多感人的学术巨著，外人根本挑不出任何一点瑕疵来。不知出于什么特殊原因，这次出来与陈景元进行学术交锋时，却遇到一个不曾预料的学术大危机。陈景元在《兵马俑真相》书中说：“咸阳博物馆收藏的塔儿坡‘寺工’铜器，属于秦孝公时期”；王学理在《西安日报》上说：“咸阳博物馆收藏的塔儿坡‘寺工’铜器，不属于秦孝公时期”，一正一反的矛盾陡然出现了。
 
    双方持有的依据在哪里？王学理在《秦俑专题研究》第395页说过：“寺工”一名，最早见于秦庄襄王二年的“寺工师初”壶。第416页的“注释”称：此说来源于《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李光军撰写的《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带铭铜壶》一文。陈景元《兵马俑真相》书中说法的材料来源，是咸阳博物馆赠送给他的《秦汉论集》一书，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出版，书中的第229～231页上，也收录了《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李光军撰写的《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带铭铜壶》全文。
 
    王学理和陈景元，两人论证时引用的是同一个材料来源，怎么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关键证据？此刻人们一定找到自己合理的答案了：两人之中，只有一位是用对的，而总有一位是用错的。那么到底是谁用对了、是谁用错了呢？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首先可以在《考古与文物》这一期的文章中，看看有没有王学理所说的那一段话，查找的结果是：踪影皆无！再去查一下有没有陈景元所说的那一段话，其结果却是：字字句句、历历在目。这就是最确凿的事实！
 
    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的、由李光军撰写的《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带铭铜壶》中，看到对“寺工师初壶”的定性结论是：“根据该器之造型、容量和铭文看，应该为商鞅变法前之秦器。”由此看来，陈景元在《兵马俑真相》一书说“在咸阳博物馆中，就收藏着秦孝公时期刻有‘寺工’两字的青铜器，可见‘寺工’并不是秦始皇时期所特有的”文字，并没有任何的瑕疵可言。而袁仲一和王学理等人，对于陈景元这种观点的批驳材料，本身就存在着一个论证依据的严重失实问题。

    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一书，除对《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的引用，有重大错误之外，还在该书267页中，存在两处严重问题。一是，他说，俑坑出土兵器，凡戟内、剑茎、铍身上，都铸或刻“寺工”两字。但查遍《秦俑一号坑考古发掘报告》，在俑坑出土铜剑的任何部位，根本没有“寺工”两个字；二是，他说，在1975年第6期《文物》上，有咸阳博物馆收藏的塔儿坡“寺工师初锺”的材料，但查遍这一期的所有文字之后，也根本没有发现咸阳塔儿坡“寺工师初锺”的任何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