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您好：我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公司职员，这几天有幸拜读了您的大作《兵马俑真相》一书，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将它一口气读完的，今天在新浪的博客群中，又偶然地发现了您本人撰写的博客文章，所以很冒昧的给您写信。我非常钦佩您的学识和坚韧，在您大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一个真正学人的热情（使命感）与良知（责任感）：为什么为秦始皇陪葬的“守陵部队”使用的竟然是过时的、落后的青铜兵器？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产生的疑问。

    为什么偏偏没有人敢于质疑这一支“守陵部队”的真正所有者呢？我看首先是中国人的固定思维模式搞的鬼吧？因循守旧、不求甚解，人云亦云，这是柏杨先生说的“酱缸文化”在作祟。再就是现代中国一些文人的劣根性：服从长官的意志、一切要为政治服务，到处都是拉帮结伙、拍拍打打，互相抬轿吹捧。很奇怪的是，现在学术研究工作，也要坚持所谓“民主”模式——要搞少数服从多数，要搞举手表决了，要搞民主集中制了（自以为人多势众，有了上层的撑腰，当然就是掌握了真理）。

    这就是当代学人哲士的不幸之处。请看：学术研究被“院派”的权威把持着，实际上他们好像就是一群生活在“酱缸”里的“酱缸蛆”。我并不认为现代社科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会比以前任何的一个时代都要大得多，就拿秦汉史研究来说，我坚持认为在马非百、林剑鸣、杨宽诸先生之后，再无优秀可读之书了。现在的学术著作（包括我所能目见的包括知识普及读本在内）实际上出现了一种万马齐喑的状态：堆砌材料、不知所云、相互因循，这就是他们最热衷、最期待的一言堂。

    您的大作能够在这个背景下“横空出世”诚可谓“难能可贵”。我最欣赏的是您，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在您的著作里，不仅有浩瀚的古代史料，还引用了如《陕西农牧志》、《中国土壤》、《金属冶炼学》等专业性非常强的书籍，使您的立论更具说服力，这充分的体现了您广阔学术视角、高远的学术眼光。“汝果欲学诗，学诗在诗外”是每个学人应该具有的素质，可惜大多数人都已经丧失了。当然，我也完全赞同您关于“吕不韦戈”的意见，而袁仲一等人的说法，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真如“秦俑权威”给出的那个所谓的“完美解答”：木柄随着俑坑渗水导致完全腐烂，戈头坠落在淤泥表面的话，那么至少淤泥内应该存有木柄的残留，才能自圆其说，正因为找不到这个残留，所以“近乎完美的解答”才出现了致命伤。您关于秦始皇陵是空陵的意见，我认为可能性极大，郭志坤先生《秦陵地宫猜想》一书以为运载始皇帝的辒辌车，通风很好，可以保存尸体，甚至猜想尸体可能不腐。这简直匪夷所思，只要去看一看《法医知识》，就知道郭先生是在搞无端猜测。
  
    正统的学界，就是这样一个制造奇谈怪论的乐园，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所以，我更期待先生的大作能够不断问世，一扫不良学风造成的低迷与庸俗。我浅薄的以为在当前全方位腐败的情况下，学术界的腐败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所谓的传统文化也仅仅是一个躯壳而已了。我以前比较关注“红学”的动态，后来耳闻了一些红学界的情况，实在让人义愤，最终我决定远离“红学”。所以陈老先生遇到的情况并不是一个特例，这种情况一直是普遍存在的，手段也无外乎：压制、辱骂、围攻、封杀。

    主流的学界，也无非是搞一些派性的刊物、派性的学会、派性的论坛，对于不同的意见，经常搞缺席的审判。这些学者老爷们，善于扣帽子、打棍子、说损人话，对外人的打压功夫，远远胜过他们的学识。试看周汝昌、刘心武、李零、易中天诸位先生的遭遇，和您不是如出一辙的吗？难能可贵的是，先生遭受如此巨大的不公正待遇之后，在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却没有一句非学术的语言，显然您的著作是纯粹的学术著作，所有文字是很干净的文字，这一种君子之风，实在值得人们的崇敬。

    陈老先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您待人坦诚、热情，很有古代君子之风。从您的许多著作和相关博客文章中，知道您顶住的压力，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简直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没想到在中国，仅仅发表自己的一点学术观点，竟然也是这么难！但是，人是要有点奋斗精神的，怨天尤人当然没有任何的作用，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才是真英雄、才是大丈夫。而陈老就是这样的人，一个敢于坚持真理勇往直前的人，这就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品质和最优良的传统所在。在此谨向陈老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很高兴，您的著作能够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这是让世人都知道了，当年不可一世的定性“秦始皇兵马俑”的一些历史真相！《兵马俑真相》的横空出世，给那个被视若神明的“正统观点”，起到一种“摧枯拉朽”的作用。我的朋友爱好历史的不少，看到先生的著作，增长了见闻，丰富了知识，可谓三生有幸。虽然我知识浅陋，但见贤思齐的精神并不欠缺；虽然不能取得先生这样的成绩，但可以让我不被伪学所蒙蔽；虽然没有先生的学识，但我可以学着像先生那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文/李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