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有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凡是在骊北麓发现的文物，不管阿猫阿狗，不经过任何的考古论证，便被装进秦始皇陵考古重大发现的大箩筐之中。他们的理由是，秦始皇陵有一个“56.25平方公里”的占地范围，这块土地只被秦始皇一个人所占用。其实，这本身就是由当代一些人杜撰出来的所谓陵区。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宫妃、王侯，在修建造陵墓时，都要压占、毁坏、数以千计、万计的前人墓葬，这类史料记载比比皆是，墓压墓、墓中墓、墓挤墓，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在骊山北麓，在秦始皇陵周围、甚至在封土堆底下挖出来的文物，都有可能是前人墓葬中的东西。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铜车马根本就不是秦代之物，而秦始皇陵的东侧，还有他先祖陵墓的可靠记载。

                                  秦宣太后的陵墓究竟在哪里？

    张仲一先生在《西安日报》上说，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应该在秦东陵，她根本就不享有建造俑坑的条件，不要说宣太后，历史上哪个皇帝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陪葬坑。秦始皇陵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陵墓，陪葬品是最丰富的，不能想象在他的陵园中，会有一座他的高祖母的墓葬。张占民也说，陶俑身上的那“脾”字，只有个月字旁，“卑”顶部有道断裂线，所以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字。陈景元采取一种拆字的方法，把一个完整的陶文字割裂为两个字，分解时又没有忠实于原有的字形。事实上，俑坑发现100多个陶文，都是工匠名、或者工匠的编号，是秦“物勒工名”制度的反映，尚未发现陶俑身上刻过王族姓氏的先例。因此，把“脾”改释后，又与楚国王族姓氏挂上勾，是没有道理的。

    陈景元认为：秦宣太后陵的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的张仲立先生，在不进行任何学术论证的情况之下，居然以一种权威性的口吻放话说：“秦宣太后的陵墓在秦东陵”，难道这算是对陈景元认为秦宣太后陵在西杨村的观点，作出了科学、有力的学术批驳了？用这么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就能将陈景元在《秦俑真相》一书，以4万多字论证秦宣太后陵的材料，像一阵风似地全部压倒了、否定了？这世界上哪有一种这么便宜的买卖可做的？当然，他说的秦宣太后不享有建造俑坑的条件，不能拥有这样大的陪葬坑，可能就是一些最主要的立论依据吧！要知道，这两条说词都是充满着虚幻色彩的，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

    张先生等人，在拿不出证据确认俑坑建造于秦始皇时期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除了秦始皇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个兵马俑坑。难道这一种结论，用拍脑袋的方式就能够站得住脚的吗？这一个俑坑的土木工程量，无非是挖几个大坑，夯筑几道土隔墙，顶上架棚木，再堆起一个2米高的封土；俑坑内几千个陶俑，是一种泥巴活，只耗工、不费钱，只要有此创意，谁都可以进行。秦始皇“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他提倡“大治濯俗”，禁止任何奇装异服。秦宣太后就不同了，她统治秦国四十二年，连续十五年时间不对外用兵，使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她拥有绝对的权力、财力建造任何工程！她有条件，去搞歪髻之类楚人自己所特有的那种奇装异服。

    一个字能不能拆开来加以辨认，值得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吗？难道张先生的“张”字，不是由“弓”和“长”这两个字组成的吗？难道张先先认为陶俑身上的那个“脾”字，不是由“月”和“卑”两个字组成的吗？按同样道理推断，人们常见的那个“畢”字，不也是由“田”和“芈”两个字组成的吗？“畾”字、“朤”字，不也都是由三个或者四个“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吗？其实，张占民和陈景元争论的核心在于，陶俑身上包含两个独体字，到底是“月、卑”两字、还是“月、芈”两字？人们将《全金文》、《古籀汇编》、《金石大辞典》、《说文解字》的字形与“卑、芈”对照之后发现，陶俑身上的字与“卑”字，毫无共同之处，而与“芈”的“独体字”，却又完全相吻合。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芈”字出现的机率极低，而且它只与极少数的楚人有关。秦宣太后姓“芈”，是中国第一个女主专政的实权人物，是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史记·正义》、《括地志》、《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等史料都记载着：“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雍州新丰故城在今临潼县新丰镇东侧，根据以上精确的方位和里程去进行实测，人们可以发现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就在秦俑坑的附近。张仲立说的秦宣太后葬秦东陵，是有人以秦有“东陵候”而杜撰出来的，因为秦时帝王只称“山”，不称“陵”，西汉有“阳陵候”等几十位“×陵候”，其中竟然没有一人是与修建帝王陵有关的。

                              秦代的“尚黑”，就是不让穿黑衣？

    张仲立先生等人声称：陈景元对于“尚黑”认识，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秦时“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尚黑”是以黑为上的意思，表明黑色不是谁都能随便用的。比如，唐王朝“尚黄”，就有过官民禁止穿黄的禁令。张占民也说：秦王朝“尚黑”，是以黑色为贵，只有重大祭祀活动，才穿黑色服装，不要求全国老百姓都穿黑衣。事实上，秦国流行服色有黄、绿、白等。有史料说，秦军士卒的服装是自备的，士卒来自全国各地，各地服色不同。因此服色杂的特点，是合乎情理的。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衣缘，秦始皇陵园出土的跪坐俑穿绿色或蓝色的外衣，镶着紫色或朱红色的边缘，不能说这不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兵马俑不是祭祀的部队，它是准备去打仗的队伍。

    服色、旗色，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形态的重要标志。红军、赤卫队、红色政权、五星红旗代表着什么，人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古代也是这样：《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刘子·从化》中也说：“鲁哀公好儒服，举国皆着儒服；赵武灵王好鵕鸟，国人咸冠鵕冠；楚灵王好细腰，臣妄为之约食，饥死者多。为何如此，隨君所好也，君好之，民必从之，人之从君，如草之从风，水之从器。”如果像张仲立先生所说的那样，秦始皇积极推行“衣尚黑”的制度，居然得不到任何人的响应，而且在还能容忍用一支穿着五颜六色服装鲜艳的军队，去为主张“衣尚黑”的帝王陪葬，这一种矛盾的说法，怎么才能够让人口服心服。

    《广博物志》之中有“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庻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的记载；《史记·索隐》之中有“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畤，祠白帝”的记载，秦咸阳宫中有大片彩绘的壁画。有人就以此为由，得出秦始皇並不是推行“尚黑”制度的结论。林剑鸣先生在《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这篇论文之中，一针見血地指出：“秦尚水德，以六为纪，是统一以后的制度。统一以前，‘五行终始说’对某些方面出现强烈影响，但没有起法典的作用，举秦俑坑的一些例证，企图否认‘秦尚水德’，自然也难于成立。众所周知，关于秦俑坑的建造年代，至今仍未有一致看法，而多数的学者，则认为应建于秦统一中国前。用统一中国前的资料，来否认统一中国后的问题，自然就是南辕北辙了。”

    袁仲一在自己的《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上说：一号坑1087件俑的上衣中，红色衣88件，紫色衣52件，绿色衣118件，天蓝色衣16件，白色衣2件。刘占成的《秦俑战袍俑》一文也说：秦俑战袍的颜色，有朱红、枣红、粉绿、天兰、粉紫，其中朱红、粉绿占比例最大。王学理在《秦俑专题研究》书上说：三号坑陶俑中的颜色有，朱红、玫瑰红、粉红、桔红、紫红、等十三种。应该说，俑坑完全是一个“衣尚赤”的世界，而当时楚国人，一向有“尚赤”的习俗。《墨子·公孟篇》上说：“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大量衣衾，图案虽然繁缛，仍以赤色为主调。可见俑坑的赤色，和楚人的“尚赤”，在此完全合二而一了。

    张占民先生等人，以铜御手俑穿着蓝衣，跽坐俑穿着绿衣，去否定秦始皇的“尚黑”制度，是靠不住的。因为，铜车马和跽坐俑本身，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从来就没有人进行过科学的论证。张先生又认为，秦军服装是自备的，士卒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服色非常混杂，也是合乎情理的。国家正规军的服装，要由各地农民自己制作，在任何军事史上是找不到的，野战军流动性很大，让农家怎么向军中寄送？不是说只有秦始皇，才有条件、有财力建造俑坑的吗？为什么还会有秦始皇无钱、无力统一提供军服现象的发生。刘占成说过，自备军服的颜色，要看农家哪种染料多，染料不同，秦军的服色当然不同。但是他们忘了：一旦碰上重大的祭祀活动，军队必须穿着的黑衣，又该到哪里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