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4日的《没有第二个皇帝能拥有兵马俑》这一篇文章发表之后，《西安日报》的记者金石先生，多次致电陈景元说，很想听取一些对该文的反馈意见，经过再三的斟酌，觉得还是作一点回应为好。由于香港出版的《秦俑真相》，並未在内地发行，公众也很难看到此书。张仲立等人发表那个讲话之前，是否都已经拿到手了，则是大成问题的。看不看拙作，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谁也不可强求，但是要对陈的批驳，做得更好、更有针对性，缺少这一个环节，力度恐怕就太不够了，说几位先生的评论，是在“无的放失”，好像並不过分。其实，陈著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只要任意摘录一些文字，就能将张先生等人的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若有谁不信此话，那就请欣赏以下片断：

                                关于“吕不韦戈”出土的层位
   

    张仲立先生认为：在田野考古学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弄清出土文物的地层关系，以地层确定埋藏物的年代归属。众多的考古学家都没有发现“吕不韦戈”是后人放进俑坑的。刘占成认为：俑坑的淤泥，是俑坑修建好后，雨水从漏洞流入形成的，之后由于木柄腐朽，兵器脱落，掉到淤泥上是正常的现象。张占民认为：铜戈出土的地层没有扰乱，铜戈及俑坑出土的数十万件兵器，均未发现使用过的痕迹。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坑内的五件“吕不韦戈”，是俑坑中的原配兵器，决不是后人放进去的，尽管它们出土在厚厚的淤泥层上面，也不影响“吕不韦戈”出土位置与淤泥层底部、亦即铺地砖，同处于秦代地层层位的固有属性。确切地说，淤泥层之上、淤泥层之下，都属于秦代地层层位上。

    陈景元认为：对于秦俑坑最后被焚毁于秦代末年的历史实事，几十年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这说明了俑坑的炭迹、红烧土这一地层属于秦代，是没有任何分歧意见的；红烧土底下是淤泥，一号坑淤泥平均厚度44厘米，如果淤泥只是俑坑建成一、两年内形成的，那么认定淤泥上的“吕不韦戈”，这一地层属于秦代，也是没有问题的；袁仲一著文说，五件“吕不韦戈”，出土于铺地砖上、或者淤泥层下，如果淤泥是一、两年内形成的，那么认定淤泥底层也属于秦代，还是没有问题的；然而，44厘米厚的淤泥，中间又可分为14层，说明它们经历了14次周期性的泥水涌进、水分蒸发、泥沙干涸的全过程，如果这一个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的话，那么淤泥最早所处的年代，就会跳出秦王朝的圈子了。

    可以肯定地说，刚竣工时俑坑，由立柱、坊木、棚木形成坚固的木结构空间体系：棚木之上铺蓆，再用厚厚的夯土复盖，最后的封土，又高出地面2米，加上四周所有门道，一律以立木封堵、夯实，最初的俑坑，是一处风不透、雨不进的地下工程。所以，在俑坑建成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涌进大量的洪水。袁仲一说过，每下一次大雨，就涌进一次洪水，就结成一层淤泥，一年之内下几次大雨，就能出现几层淤泥。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因为日降雨量达到25毫米以上的，就叫大雨，而24小时内下的这一点点雨水，落到俑坑周围的沙石地上，早就变得踪影皆无了。44厘米厚的淤泥，又可分14层，每一层平均厚3．14厘米，每下一次25毫米的大雨，是绝对不可能形成31．4毫米干淤泥的。

    根据《陕西省志·水土保持志》一书提供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每亩受淹土地落淤3厘米时，所需要的洪水量约为103．7立方米，而落淤30厘米时，需要的洪水量为1637立方米。经过折算，当落淤3厘米时，每1平方米落淤地面上，至少应该确保0．1557立方米的洪水量。由此可知，要在俑坑中形成3厘米厚的淤泥层，必须要有一场155毫米以上的大暴雨才行。但是，这种雨量不是年年都有的，更不是一年之内能够经常出现的。临潼地区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553．5毫米，大暴雨的频率是三年一遇，《临潼县志》记载，这里的气象特点是“春夏连旱，三年一遇”，说明大旱和大涝，是交替进行的，其规律也是三年一遇。就是说，俑坑的淤泥层，也是平均三年才会出现一层。

    人们从秦俑考古队《一号坑发掘报告》发表的资料看，俑坑中有14层淤泥，以每三年淤积一次计算，说明仅坑内淤泥淤积的时间，前后就延续了四十二年之久，加上《一号坑发掘报告》所称俑坑本身所需的十年建造时间，还有俑坑竣工时由异常坚固、封密状态，直到出现坑顶裂开大口，致使大量洪水侵袭坑内，这也不是一、两年时间能够做到的。因此，从秦末俑坑被焚年代，再向前移五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就是俑坑真实的始建年代。无论如何，俑坑是在秦昭王时期建成的。坑内铺地砖的年代和淤泥层表面，它们各自的地层，肯定不会同属于只有十几年历史的秦代。即使将秦朝和秦国混称，俑坑的坑底和淤泥的表面，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这两者中间至少要相隔四十二年的时间。

                              “吕不韦戈”是不是外来物？

    张仲立等人认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专家们，谁也没有发现那些“吕不韦戈”是外来人携带进去的；而且“吕不韦戈”是俑坑原配的兵器，它之所以会掉到淤泥的表面，是由于陶俑手持似木柄腐朽，使兵器脱落所造成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兵器脱落地点和陶俑所在位置基本相对；铜戈及俑坑出土的数十万件兵器一样，均未发现使用过的痕迹，不可能外来人使用过的“二手货”。戈上刻有“吕不韦”的名字，这“就是直接的文字断代依据，是铁证”，张占民曾著文说，陈景元把晚于宣太后70余年的“吕不韦戈”，说成是宣太后的陪葬坑里，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更有人说：后人的器物，怎么可能出现在前人的墓葬之中，这应该是考古学最基本的一个常识性问题。 

    陈景元认为：说在秦俑坑内出土有“几十万件兵器”，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从秦俑馆公布的材料来看，俑坑出土的兵器总数不足四万件，而且能用于徒手进行拼杀的实用兵器，如剑、铍、矛、戈等，总数也不足百件，其它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只是一些小小的青铜箭镞而已，就像小小子弹那样仅是一种战争消耗品，将它称为兵器实在是很勉强的。现在，还要将这些所谓的兵器，从数量上无限制地扩大、扩大、再扩大，无非就是给公众造成一个错觉，这一种做法与考古工作“重事实、重证据”原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俑坑中到底有没有外来兵器，到底有没有“二手货”？张仲立当年是秦俑馆副馆长，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也曾经坚定地认为秦俑坑之内，确实存在有“非原配兵器”的啊！

    所谓的“非原配兵器”，当然就是指外来人后期带进俑坑中的兵器。连他们自己都一再承认，俑坑焚毁之前曾有大批外来者进入坑内，卸走车轮、劫取大量兵器，在这种已被严重破坏扰乱的情况下，张占民先生还喋喋不休地侈谈，“后人的器物，不可能出现在前人墓葬中”，这难道也是符合考古常识的吗？坑内许多只有剑头，没有剑身的剑，许多没有木柄的矛，这一些残缺不全的兵器，不可能是真正用来陪葬的原配的兵器，毫无疑问也是后期外来者带进俑坑的“非原配兵器”。如果经洪水长期浸泡，致使木柄腐朽而使戈头下掉的话，那么它应该垂直掉到陶俑脚底下才对，从《一号坑发掘报告》看，有的戈头跑到2．5米高的土层中去了，有的戈头则和木柄在一起，完好无损地趟在淤泥层上。

    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是俑坑自建成之后直至焚毁前夕，实际存在的一种“时间年轮”，它是俑坑铺地砖和红烧土两个不同的地层年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间差的历史见证。树有树的年轮，冰有冰的年轮，淤泥的沉积，根据淤泥层的多寡，也能比较准确地测算出实际存在的年分来。厚44厘米、又可分成14层的淤泥本身，至少要有四十二年的沉积时间，平均每年约淤积1．04厘米，这与宁夏渠口、灵武地区淤土每年增厚1．02厘米、与荆江地区古遗址每年淤积1．39厘米、与黄河下游每年淤积1．00厘米的速度，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年轮的存在，淤泥需要有四十二年的淤积时间，这才是谁都推翻不了的一个“铁证”。因此，“吕不韦戈”除了被后人带进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是建坑时的“原配兵器”。

    一些考古学家说：“没有第二个皇帝能拥有兵马俑”，无非是大声疾呼，临潼的成上万个兵马俑，其它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举措。应该说，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也是非常正确的。看来，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自然》中所称的“偶人千万”，不能不是直接针对着临潼兵马俑的所作的一种真实描述。不要忘记，在战国思想家韩非的《韩非子》一书中，也有“象人百万”史料记载的。象人，就是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俑。书中所说象人制作数量达到百、千、万的，除了临潼兵马俑坑之外，自然也不会再指第二个地方。韩非在秦始皇十三年，已经被李斯迫害致死，这就充分地说明；临潼地区的那几个有千、万个真人大小的陶俑群，早就在秦始皇十三年以前全部建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