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对于袁仲一发表在2008年10月22日《西安日报》上有关秦俑问题的讲话，本着中央提倡、制定的学术争鸣方针，在这里将进行新一轮的全面批驳。首先要特别强调的是：原来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称颂袁先生一大堆充满金色光环的头衔，只能看作是一种地位、权力的标榜和炫耀而已，这在一个严肃的学术争鸣之中，本来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因为要在学术的讲坛上大显身手，唯一倚仗的是确凿、可靠的论证材料。

    就像奥运会的各项体育赛事一样，如果把过去得的冠军奖牌，统统都挂在脖子上来到新的赛场，很难说一定就能战胜对手，一定能再夺冠军。秦俑是非的学术争论中，持有不同观点的双方，其实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任何一方提出的论点和论据，都不能够享有免检的特权，如果对于自已的论点，提不出任何可靠材料支持的话，那么谁都过不了学术论证这一关，有人既想当运动员、同时还要当裁判员，这恐怕是办不到的。

    比赛有比赛规定，辩论有辩论规则，反正在这一些场合上，各方地位是平等的，各方权利是对等的。在学术争鸣讲坛上，那种自己看不惯、瞧不起、听不进的学术观点，必须以自己过得硬、说得清、驳得透的方式去认真地对待，谁是胜者、谁是败者，谁个有理、谁个无理，站在看台上、讲坛下的千千万万观众，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秦俑争论的状况如何，双方显示的实力如何，就看在新一轮较量中，他们各自精彩的表现了：

　　一，袁仲一说：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国内外考古学家们共同的观点，而且在考古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都普遍地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另外，1974年他们刚开始进行考古发掘时，他提出了18个研究的课题供大家研究，其中就有一个“兵马俑”是谁的陪葬坑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这一个结论，是很多考古工作者几十年来用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据说有几个已经不在人世了。

    陈景元的观点是：1974年7月15日考古队进驻西杨村之前，“秦始皇陵发现秦代武士俑”的结论，在北京就由江青等人“钦定”下来了。这时的“国内外考古专家，考古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普遍认定的科学结论”在哪呢？这时有“考古工作者，几十年来辛勤劳动取得的成果”吗？袁仲一贴的“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科学结论”一张标签，也让人十分错愕，因为这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滑稽戏！

    戏的剧情：袁仲一《秦兵马俑》一书中说，1984年陕西召开过一次“秦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发的《会议纪要》向世人宣布，学者们一致否定陈景元的观点。事实果真如此吗？陈景元手里，有一份当年参加会议的98人名单，名单除了1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外，其余都是省内的代表，根本没有一个外国人的影子，所谓“国际学术研讨会”压根就不存在。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又是什么，这一种国际玩笑是随便能开的吗？

　　二，袁仲一说：“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结论，是在多种、大量考古证据的基础上做出的。在俑坑之中，有多达23件带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铜兵器。兵器上面刻有吕不韦的名字，而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这些兵器在俑坑内出土，由于晚期的器物，不可能出现在早期的墓葬中，这是考古学的基本知识，有了这“吕不韦戈”，就可以证明俑坑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绝对不可能是早于吕不韦几十年的秦宣太后建造的。

     陈景元的观点是：从已经正式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上看，俑坑内出土的真正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兵器，只有5件刻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另外有16件铜铍上面，根本就没有秦始皇纪年的痕迹，因为铜铍上刻有“寺工”的字样，袁仲一坚持认为“寺工”，最早出现于秦始皇二年，那是秦始皇时期中央主造兵器的官署，所以即使没有刻着“吕不韦”的名字、而只有“寺工”铭刻的铜铍，也应该是秦始皇时期的纪年兵器。

    其实，有“寺工”铭文的器物并不少见，汉代出土的器物中，“寺工”两字出现的频率是很多的。而且在秦始皇二年之前，“寺工”的陶文也已经存在了，1995年在西安未央区一个古代灰坑中，发现泥封上刻有“寺工丞玺”字样，由于它和秦昭王时期“加边栏”的印式相同，而被考古界认定是秦国早年的器物。在江苏仪征出土战国后期的铜铍之上,也刻有“寺工”两个字。由此可见，“寺工”，并不是秦始皇时期特有的。

     三，袁仲一说：俑坑砖的大小、纹饰、陶文，陶俑的发型、风格、制造工艺，陶马的造型、种类，俑坑的战车、系驾方法，俑坑的构筑方法、隔墙、坑顶棚木，陶俑脚踏板上的人名、字样等等，都与秦始皇陵园内其它地方出土砖的大小、纹饰、陶文，陶俑的发型、风格，铜马、铜车的造型、种类，坑顶棚木，覆土夯筑，陶俑脚踏板上的人名、字样等等，都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证明它们统统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陪葬品。

    陈景元认为：几千年来人人都要“入土为安”，有限的风水宝地，早就已经“人满为患”了，在同一块土地上，那种墓中墓、墓压墓、墓挤墓现象，历来都是不可避免的。《汉书》记载：成帝修建昌陵“发民坟墓，积以万数。”《后汉书》记载：“顺帝作陵，多坏吏冢。中山简王焉修冢茔，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晋书》记载：“曜葬其父，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在秦始皇陵圈占土地时，难道就不曾去压占他人的墓地？

    几十年来，在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不论发现什么文物，不管阿猫阿狗，不分真马假马，不看木车铜车，都被装进秦始皇陵考古发现的大箩筐之中。袁仲一罗列的秦始皇陪葬品，几乎没有一件是经过严格、科学的考古论证后加以确认的。比如，铜车、铜马虽然出土在秦始皇陵封土边上，称它为秦始皇的御用安车，但与帝王驾六马的制度相背，铜御手的佩剑原型是120厘米，而俑坑铜剑只有91厘米，它们之间根本是不可比的。

    四，袁仲一说：秦始皇陵的规模宏大，陵域占地面积东西、南北各为7.5公里，共56.25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文物分布密集区为19.2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核心区为2.13平方公里。兵马俑坑位于文物分布较密集区内，西距秦始皇陵外垣1025米。虽然不合乎古书记载的“三百丈”的尺寸，那只是一个“约数”而已，有点误差是很正常的事情。由于它在56.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毫无疑问应该是秦始皇陵的布局中的一部分。

    陈景元的观点是：从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提供的材料看，秦始皇陵除内外城垣，还应有第三道城垣，这是按中山王陵兆域图上比照出来的，又说在俑坑东侧1000多米处的代王镇南，有一个夯土台基是第三道城垣及其东阙门的位置，当年“56.25平方公里”就是这样被确认下来的。其实，代王镇上那个土堆根本不是夯土而成，经过发掘之后，才知是汉代墓葬。论证前提失去了，还哪有什么“56.25平方公里”可言了？

    应该说，“56.25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根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为保护核心区文物不受到各种非农业建设的影响和破坏，而由省级人民政府划出的一块建设用地控制地带，它由当地规划部门、国土部门负责，对控制地带内的土地实施管理。目的是禁止乱占滥用，凡是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都划有这一种控制地带。而袁仲一将这块土地曲解为当年秦始皇陵整个工程的占地范围，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五，袁仲一说：从俑坑这么大的建设规模来看，也只有秦始皇才能担当此任，除了秦始皇有这么大的魄力、财力之外，其他任何人根本都是无法办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支象征着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这一个塑造了8000兵马俑的地下军团，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俑群制作中，就其数量而言，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俑坑的兴建和它的荣耀，只能和秦始皇的名字紧密相连，这也是认定秦始皇是俑坑主人最有力的理由之一。

    陈景元的观点是：“学问是科学，要重视证据，而不能凭空猜想”，是袁仲一竭力主张的治学态度。然而，袁仲一过去认定“秦始皇是俑坑主人”的材料，都是出自于这种凭空想象和无端猜测的，现在的“魄力、财力”之说，哪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语言。说只有秦始皇能挖坑、塑俑，其他人不能挖、不能塑，这也太离谱了。挖坑、塑俑，干的都是泥巴活，它耗工而不费钱，只要有此创意，谁都有条件去挖搞、去塑的。

    因为西杨村陶俑，具有数量的独特性。所以，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中，有关“偶人千万，不名为人”的记载，应该是指西杨村的陶俑；《韩非子》一书中，有关“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的记载，也应该是指西杨村的陶俑。然而，韩非子在秦始皇十三年，就已死于秦国。应该说，中国这批数量最大的陶俑群塑，即“象人百万”的制作，也就是西杨村的8000件陶俑，在秦始皇十三年之前已经制作完毕，并被韩非载入史册。

   六，袁仲一说：要将俑坑附近一座大墓认定为秦宣太后墓，要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考古队还没有将它开挖，墓主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是秦墓汉墓都不清楚，这个墓墓室不到200平方米，只有一个墓道，规格太低。女人的陵墓不会有8000兵马俑，女人有女人的葬俑制度，应有侍女俑。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就是在秦始皇陵附近，未发现有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记载，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人的陪葬坑。

    陈景元的观点是：“俑坑附近发现一座秦时大墓，墓室面积近300平方米。”这话是在袁仲一主编的《秦兵马俑辞典》中写着的，怎么现在都不认它是秦墓了？据《汉旧仪》一书记载：“天子将营陵，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长二丈，墓室内置梓棺，黄肠题凑。”明中就是墓室，它每边二丈，折合现在尺寸，只有4.62米，墓室面积只有21.35平方米。可见，这一座秦墓比汉代帝陵墓室大多了！

    骊山北麓广大地区，真的就没有他人在此安葬的史料记载了吗？《临潼县志》记载；“临潼，本汉唐近畿之地，贵族大家多葬于此。”苏頲《垅上记》记载：“郗方回，葬妇于骊山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史记·正义》、《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都有“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的记载，可见在秦始皇陵东侧有座秦宣太后陵。

    七，袁仲一说：《史记》明确记载着，宣太后葬于“芷阳骊山”，秦时芷阳故城在骊山西麓，俑坑却在骊山北麓的骊邑故城附近，两座故城相距太远，所以俑坑附近的墓，不可能与宣太后陵有任何的关系。那个《会议纪要》公然说：《史记·正义》里面只有“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如果该文说的县南十四里指的是宣太后陵的话，那么这个陵就在骊山山顶上了。”可见，他们不承认有宣太后陵在骊山北麓的史料。

    陈景元的观点是：骊邑故城始建于秦始皇十六年，而此前骊山北麓一直是芷阳县的辖地，《陕西通志》记载：“芷阳，横亘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兰田。”《咸宁县志》记载：“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兰田地矣。”应该说，芷阳城是一个点，芷阳县是一个面，硬说秦宣太后统治时的骊山北麓，不属于芷阳，与芷阳无关，实在是对于芷阳城和芷阳县的概念，进行了不当的混淆。

    《史记·正义》、《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中，只有“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六里”的记载，而无“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四里”的字样，“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四里”的材料，是一种彻头彻的捏造，应当受到追究和谴责。袁仲一称，骊山西麓发现了宣太后陵。难道说：对它全面发掘了？是男是女弄清了？侍女俑找到了？墓室超过300平方米了？人们等着他们拿出证据来，但希望不要再搞这种弄虚作假的把戏了！

    八，袁仲一说：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有不同的观点就要进行讨论，学术不要怕讨论，越讨论越明白。学术就要有各种意见的碰撞，经过碰到之后，可以引起深层次的思考，使学术研究深入发展。观点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反而不好，希望能听到更多不同的意见。如果谁要推翻秦俑坑是秦始皇陪葬坑的观点，必须把一系列考古发现都要解释清楚。应该说，这种表态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陈景元的观点是：不同学术观点，通过交流、讨论、争鸣的方式解决，这是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口号谁都会喊，有的喊得还很响亮，但要真正实行起来，有时却比登天还难。1984年那个“学术讨论会”，明明由秦俑馆主办，对外却宣称是“国际学术研讨会”，明明是“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十四里。”《会议纪要》却要篡改成“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四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制造假象，要把陈景元进一步搞倒、搞臭！

    中央认定的秦俑结论你也敢反对！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赞同的秦俑定性结论你也敢推翻！陈景元、孙嘉春、冯声麒等三人，由于提出了与秦俑馆不同的学术观点，竟然在他们正式的出版物之中，一起被诬蔑为陷入秦俑研究的误区，甚至还要追究三人的“政治出发点”；2005年9月19日，秦俑馆一位副研究员，在公开的“秦俑论坛”上，竟然扬言要杀掉搞“假学术、假秦俑”的陈景元。可见外人研究秦俑，该有多么的恐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