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坚定挺袁的先生，自己撰文称道：“电视上的陈景元，精神矍铄，气势逼人。网上支持陈景元的人竟然争占到多数，说他捍卫了学术自由。陈老称当年受到过压制和冷落，但现在，他的观点已经在媒体、电视、网络上发表，引起了热烈讨论，他已经拥有学术自由了。而袁仲一老先生，气色不佳，说话吐字不清，嘴唇发抖。”能够让陈景元登上学术讲坛，全面地陈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只要不再受到任何干扰和阻挠，他似乎已经取得了、并且拥有了与对方平等的话语权。也就是说，袁仲一、吴永琪先生及其支持者们，可以对陈景元的观点，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击，同样陈景元及其支持者们，也可以对袁仲一、吴永琪的观点，进行各种形式的批驳。批驳、反批驳，是今后不可避免的争鸣趋势。

    即便是一个民事、或者刑事案件，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之中，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让双方当事人都依法享有各种话语权：第一阶段，原、被告双方，享有充分的陈述权、提供证据权；第二阶段，原、被告双方，享有充分的轮回辩证权，可以一辩、二辩、三辩；第三阶段，进行法庭审理，回答法官提问；第四阶段，原、被告双方，都享有最后陈述权。而且，对一审不服的，可上诉至二审；对二审不服的，可申诉至三审；对三审不服的，有时还能进行抗诉。法庭审理，都有一套如此严格的法律规定，有话可以说够、说透，一直等到双方无可说为止。可见，在正常的学术争鸣活动中，双方都必须拥有充分的陈述权、辩论权，否则是不正常的、甚至是非法的，这在学术讲坛上也是最不得人心的。

    电视节目中的最后一段，播放了一个动画：武士手持长戟立于坑底，涌进坑中的洪水逐渐下降，木柄随乏腐烂，戈头就突然下掉，落到了厚厚的淤泥层之上。此时的画外音是：“吕不韦戈为何落在高于地面数十厘米的淤泥之上，专家有相当完满的解答，……戈是长兵器，铜制戈头固定在长木柄上面。秦俑执戈而立。俑坑因为地质或气候原因出现积水，水中的泥沙先沉淀下来，形成淤泥层，木制长柄浸泡在水中，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腐烂。腐烂到一定程度后，铜戈松动，沉入水中，便落在已经有一定厚度的淤泥之上。这样一种解释，是科学合理的。”袁仲一的观点陈述完毕了，这场争论是否可以视为“定案”了？不是，陈景元在学术争鸣中，要坚定行使自己各项不可被任何人无埋剥夺的申辩权。

    陈景元针对袁仲一提供给中央电视台的这种材料内容，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要进行以下必要的批驳。首先，袁仲一自己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研究材料中，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吕不韦戈”是掉落到俑坑淤泥层上面的。比如，他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过，“俑坑已出土吕不韦造的戈5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了合体戟。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之上，其余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面。”戈出土于砖铺地上、出土于淤泥层下面，难道这不是一回事，不是统统都被压在厚厚淤泥层之下的？现在却一反常态说，戈是从半空中掉落到“数十厘米”厚的淤泥层上面。要知道这“数十厘米”厚、并且可分成14层的干淤泥，是需要经过几十年干旱交替沉积，才能出现在俑坑坑底铺地砖之上的！

    节目中“吕不韦戈”木柄慢慢烂掉，最后掉在淤泥上的动画是不能成立的：戈不可能等到木柄全部烂掉后落下来，如果是木柄从底向上腐烂，一定在烂到某个高度后，由于戈自身的重量，连同尚未腐烂的木柄，就要一起倒向坑底的某个地方，而不会象电视动画演示那样，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的。有一件“吕不韦戈”在离地面2.5米高的红烧土中出土的，仅是一个单独的戈头，根本就没有木柄的痕迹，和坑内其它地方发现的众多“折剑头”一样，实际上只是外来者们徒手使用的一种简易兵器，与所谓的“木柄腐朽”掉落的说法，根本是挨不上边的。还有一件铁矛，出土于一个陶俑断裂后的体腔内，著名考古学家张仲立、党士学先生著文说，这件铁矛是俑坑焚毁之前，外来人留在俑坑之内的兵器。

    另外，还有4件“吕不韦戈”本来和矛连在一起，构成一种完整的合体戟，如果水中的木柄逐渐腐烂之后，沉重的铜矛和铜戈，下部已经失去了可靠的支撑，它们应该成为一种自由落体，同时从空中在垂直方向掉到同一个地点上才对！而从电视节目中显示的其它影像资料以及《发掘报告》的内容看，连结铜戈、铜矛的木柄，仍然完好无损，根本没有受到水泡之后腐烂消失。铜戈和铜矛，也绝对不是从木柄上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这就充分证明，电视节目的说法，与文物存在的实际状况完全不符。但袁仲一只要承认“吕不韦戈”掉在淤泥层上，就意味着“吕不韦戈”，只是在坑底被淤积几十年、并且形成14层干的淤泥之后，才被滞留于俑坑淤泥层表面的。有了这个公论，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要继续向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发展，应该摆到桌面上来进行交流讨论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比如，袁仲一认为俑坑中数十厘米厚的淤泥层，只是在俑坑建成之后的一、两年时间之内形成的，他说这里每下一次大雨，就能够在坑底形成一层淤泥，下了几次大雨就能够形成几层淤泥。俑坑中的淤泥厚度平均为44厘米，它又可以分成单独的14层，平均每一层的淤泥厚度为3.14厘米，每下一次大雨，能否形成3.14厘米厚的淤泥，下了14次大雨之后，能否形成厚44厘米、可分14层的干淤泥，这就成了争论的焦点问题。按照气象分类标准，日降雨量大于25毫米，即称为大雨，下一场25毫米的大雨，是不可能形成31.4毫米（3.14厘米）干淤泥的。很显然，袁仲一在淤泥层问题上，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应该说，揭开俑坑建造年代的核心问题，是沉积于俑坑坑底淤泥的厚度和淤泥的层数，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自从俑坑建成之后，直到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使坑顶开裂，年复一年、旱涝交替，碰上三年一遇的大暴雨、特大暴雨，涌进了洪水，在俑坑坑底至少留下了14层干涸的淤泥，这就是俑坑进水直至毁坏期间自然产生的时间年轮。而有关俑坑裂开的原因、进水漫淤的规律、雨量和淤泥厚度的关系、俑坑原配兵器、非原配兵器的区别和界定、为什么“吕不韦戈”不是俑坑原配兵器、周章起义军从戏水河向西推进的史料记载、起义军在坑内留下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众多遗物的论证材料，如果人们有机会看到《秦俑真相》这本书，那么一切都会得到圆满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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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用“袁仲一彻底失败”的去形容对方，是对袁的不尊重，有违学术争鸣宗旨。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在电视片的结尾公然宣称：“戈为什么出现在淤泥层上面的问题，专家已经作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释，有关谁是兵马俑主人的讨论，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兵马俑属于秦始皇陪葬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央视这种说法，是片面、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因为秦俑定性的是非争论远未结束，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将刚刚打开的争鸣大门，又紧紧地关上了。争论的一方以为得胜了，结果节目播完之后，对陈景元的遣责、声讨声，就像潮水般涌现出来，什么流氓、混蛋、无赖、恶棍之类咒骂声，什么打倒陈老头的口号，统统都派上了大用场。陈景元是在忍无可忍之下，才决定进行全面反击！

    真实情况正好与央视的说法相反。“吕不韦戈”一直被袁视为“平息”陈景元异端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填补当年政治定性留下学术窟窿的唯一法宝，现在承认“吕不韦戈”掉在淤泥层之上，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坚守的阵地，因为“吕不韦戈”落到几十年才能形成的淤泥层上，就等于把俑坑建造时间，向前推移了几十年。这是当初制作电视节目时，连自己都没有清醒估计到的一个大漏洞。今后袁仲一唯一的出路是：一口咬定这几十厘米、分14层的淤泥，只是在俑坑建成一、两年时面形成的，但要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其实，最早发现这个奥妙的不是陈景元，是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人物，此人不是别人，而是袁仲一当年在华师大上学时的同班同学！他说：袁仲一在淤泥层问题上，再没有退路了！

   袁仲一讲话有的实在太离谱了。比如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他说芷阳在骊山的西麓，俑坑所在地的骊山北麓属于骊邑，芷阳和骊邑两者没有关系。陈景元的观点是：骊邑只是在秦始皇16年才开始设置的，在这之前它一直隶属于芷阳县，骊山西麓的芷阳，那只是一个县城，骊山北麓是芷阳县的辖地，《咸宁县志》记载：“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兰田地矣。”一口咬定骊山北麓不属芷阳，与芷阳无关，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史记·正义》、《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都那样明确无误地记载着秦宣太后陵在距骊山北麓2里的地方，这一种确凿的历史记载，难道是袁仲一及其支持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否认、推翻得了的吗？

    学术的是非要由公众评议。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观点对立的双方无所谓“大家、小家”之分，任何人提出学术观点，都不享有“免检”的特权，当袁仲一、吴永琪发表了众多高论之后，不能变成了结论性意见，不能变成法官的判决词。陈景元认为对方的言论，存在的谬误实在太多，由于电视节目制作出现了偏袒，也只好利用自己拥有话语权的“博客”，将对方的观点进行有条有理的系统辩驳，但有谁能够发现在陈景元撰写的反击文章之中，有半个字是脱离学术上的界线，而对袁仲一进行过任何人身攻击的。现在，对方观点的支持者们，究竟有多少人，是针对着陈景元文章中具体的材料，去进行认真说理分析的，白纸黑字，也都历历在目，谁个讲理，谁个不讲理，让公众自己去评判就是了。

    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出版后，成了19世纪最轰动的世界新闻，它像无可阻挡的飓风,掀倒了统治千年的神学理论，眼看人们的信仰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教会的权威发生了动摇，于是政教合一的当权者便动员组织一切力量，对作者本人进行最为疯狂的咒骂、恐吓、嘲笑和斥责。达尔文回忆说：“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作剧。如果不去进行抗争，它就成了一种无可阻挡的势力，这样真理就不可能被人知道了。我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受到了攻击，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我决心穿好铠甲投入战斗，我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一种新的学术、新的观点提出后，不会立即被公认，甚至还要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围剿和摧残。

    官方公布认可的学术观点，是不可动摇、不可怀疑、不可触动、不可推翻的吗？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地动说”的提出，否定了官方支持的“地心说”，立即遭到官方无情的批判；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由于支持哥白尼的观点，而被活活烧死；伽利略证实了哥白尼的理论，也被判处于终身监禁。在强权面前，尽管他们是少数、是弱者，受到折磨、煎熬、牺牲，但他们没有低头，没有出卖学术良心。真正的学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都会勇往直前去追求学术真理。陈景元不能与历史上伟大科学家相比，但先人为事业、为学术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时时鞭策着他，每当自己的成果，被嘲笑、被咒骂、被官方机构长期批判、封杀、压制时，他的心中始终点亮着这一盏明灯。

    秦俑问题的研究，是不应当进行垄断的。如果能有更多人来研究秦俑，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起码比少数人搞关门研究，要好得多、正常得多。人多才智多，力量加强了，可以集思广义，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能为一个共同事业努力，又何乐而不为呢？要知道，科学不分国界，学术不分地域，观点不分时限、争论不分尊卑。秦俑不仅属于西安，也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不论是谁去研究秦俑，都是值得赞赏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占有，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既可以从正面研究它，也可以从反面研究它，应该都是容许的。作为一个号称世界一流的秦俑博物馆，作为一个国家重点的科研基地，如果只认一家，排斥百家，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话，是决不可能有好名声的。

    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陈景元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要让他登上学术讲坛？在学术霸主的眼里，凡是他们不同意的观点，是没有资格进行争鸣的，也就是反对他们观点的任何人，是不容许出现在学术争鸣讲坛上的。这难道是合乎逻辑的吗？谁人不知，观点对立的双方，有可能将对方的一切，都说得一无是处，都看得一文不值，但是不能因为不同意人家的观点，就能任意剥夺人家在学术上的话语权。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完全是错误的。于光远先生明确地说过：“学术问题，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更不能搞民主集中制。学术上以势压人，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设想一下，如果陈景元的观点，事先都要让袁仲一及其支持者同意，那么天下岂不就太平了，哪里还有什么学术争鸣可言了？

                                                                 2014年5月23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