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4日的21：25这个时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发现·探索》栏目，将两年半之前摄制的《兵马俑的神秘主人》节目，正式地向公众播出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开放的大举措，过去这类问题是不允许讨论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不允许见诸报端的，尽管当年胡乔木同志作了“陈的文章可以公开发表”的重要批示，但仍然有人凭借手中的权力，硬是将陈景元的研究成果无情地压了下去。网络技术普及之后，最近三、四年来，陈景元在自己博客上，已经发表了20万字的文章，平面媒体上也不断刊载研究论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以袁仲一先生为代表的对立观点，一直采取回避、退让、按兵不动的态度，迟迟不肯出来作正面地回复。可以说，一场正常的学术争鸣活动，始终未能开展起来。

    2006年3月初，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心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到南京工作了五天，让陈景元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获得足够制作七、八集电视节目的影像资料。接着摄制组又去了西安，但有的研究部门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待，有的单位根本就找不到人，还是袁仲一先生通情达理，出来谈了两个多小时的意见。当天晚上，导演打电话到南京说，袁先生谈的这些内容，陈景元早就在南京录制过程中，都已经统统地陈述过一遍了。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库中，袁仲一先生等人的材料是两个多小时，而陈景元的资料是四、五天，现在制作的节目两集总共90分钟，以双方各占一半估算，袁先生的材料大部分都上节目了，而陈景元本来应该上节目的二、三十个小时的材料都被截留下来。

    不管怎么说，这次袁仲一、吴永祺两位先生总是出来说话了，陈景元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希望他们多说、细说，多摆观点、多摆材料，说得越具体越好、说得越透彻越好。如果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都能把想说的话说够、说透。大家要是能平心静气地进行平等、坦诚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以学术对学术、材料对材料的方式，将所有争议性问题，逐一开展认真地分析研究，应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通过电视片的播放，袁仲一先生尽情地发表讲话后，秦俑“定性”之争不会划上句号。“轮回辩论”在学术争鸣中，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新一轮的争鸣，又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袁仲一电视讲话的谬误实在太多，陈景元认为很有必要进行认真、全面地反驳，陈景元的反驳意见，以下列14个专题陈述于后：

一，关于“三百丈”的问题。

    袁仲一说：《汉旧仪》记载着，秦始皇曾下令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根据钻探测量的结果发现，发现陶俑的掘井地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范围之内，证明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景元的观点是：1，1981年袁先生亲自撰文，以“三百丈”的说法，回答中外人士对秦俑“定性”提出的质疑。其实，在各种版本的《汉旧仪》中，根本是找不到这一段“三百丈”的文字记载，所以这一史料的出处，本身就十分可疑。2，李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当任丞相，没有资格在10前就主持工程建设，用这一种来源不清、内容失实的所谓史料，去作为重大考古“定性”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严肃、很不妥当的；3，即使有“三百丈”记载，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秦时“三百丈”折合现在尺寸，只有690米，根据陕西测绘部门提供的详细地形图量算，秦始皇陵封土中心至西杨村发现陶俑的掘井地，已经接近2公里，无论用什么理由去辩解，它决不能被包囊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4，近来袁仲一以“虚数、约数”之类的说法，要人们不必去与数字较真，更让人错鳄不已。袁先生当年说是以“钻探测量”的方法，测得陶俑在“三百丈”范围之内的，这是有科技手段作为论证基础的，难道这“钻探测量”只是个烟幕弹？只是个障眼法？只是个编造出来的假材料？

二，关于“56.25平方公里”的问题。

    袁仲一说：秦始皇陵陵园的实际占地范围，东西、南北各为7.5公里，陵园总的占地面积，达到了“56.25平方公里”之多，是世界上占地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位于西杨村的那一个陶俑坑，当然就是秦始皇陵园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景元的观点是：1，没自古至今，根本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说当年在建造秦始皇陵的过程中，曾经圈占了“56.25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无头的考古疑案，谁也弄不清这“56.25平方公里”的始作俑者，究竟是何方高人？2，直到1986年，袁先生才在《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中，提到认定“56.25平方公里”的依据，是在距俑坑1000多米处的代王镇上，发现了秦始皇陵外城垣的阙门遗址。前几年经过考古发掘，才知道那只是一座汉代墓葬，当初认定的前提已经完全不存存了；3，所谓“56.25平方公里”的陵园，是以秦始皇陵封土为中心原点进行圈占的，而骊山离秦始皇陵相隔只有1公里左右，所以“56.25平方公里”陵园的南部，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面积，都要爬到高高的骊山山顶上去了；4，实际上，这“56.25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了保护文物，而划定的一块建设用地控制区，目的是供规划部门、国土部门，限制各项非农业建设项目的乱占滥用，而与当年所谓的秦始皇陵的工程建设毫无无关。

三，关于秦俑“定性”依据的问题。

    袁仲一、吴永祺说：秦始皇陵几十万人经过37年的建造，规模巨大，埋藏丰富，尤其是秦始皇陵城垣以内出土的文物，没有人说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俑坑出土的文物，又和它们一样，因此俑坑必然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

    陈景元的观点是：1，秦始皇一即位就为自己修是陵墓，是很不真实的事情，而埋葬刚去世、在位时间很短的父亲秦庄襄王、即位三天便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以及其他几位先祖，应该是秦始皇即位后的真正的当务之急，秦始皇是一位孝子，父亲都没有安葬好，难道就为只有十几岁的自己建造陵墓？2，古代任何形式的竖穴土坑墓，最多七个月的时间即可完工，根本就不需要生前预修，汉代帝王预修的陵墓，主要是设置陵邑、迁徙富豪、建造地上寝庙，帝王去世后再挖竖穴，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3，众多史料明确记载，历代历代帝王在建造陵墓过程中，都要压毁、吞噬成千上万的前代、前人墓葬，所以在秦始皇陵及“56.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压占数以万计的他人墓葬，是绝对不可避免的；4，过去几十年来，在骊山北麓发现的几乎所有文物，比如人们熟知的铜车铜马等，都是在没有经过任何考古论证的情况下，就被认定为是秦始皇陪葬品的，这种建立在想当然、凭感觉基础上的“定性、定名”，与严肃的考古工作没有关系可言。

四，关于俑坑“战车”是非的问题。

    袁仲一说：俑坑的军队是秦始皇南征北战的主力部队，而四马驾驭的战车，在战场上的战斗力，要比比步兵、骑兵都强大得多。俑坑里面的战车、步兵、骑兵结合，是一种最有效的战斗组合。

    陈景元的观点是：1，任何时候的战车，只适应于广阔、平坦地形上的大排面作战，或者在小规模、小地域、近距离范围内作战，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中国，处处都是战车的“死地”，战车在前进道路上，只要碰到一点坑洼，那是寸步难的；2，诸侯各国的关隘狭窄，小路众多，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的，所以四马驾驭的俑坑中所谓的战车，连秦国自己的“函谷关”都开不过去，这些车哪里还谈得上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去征服地形险要的诸侯六国？3，战车的作战过程中，车上必须要有3名甲士，而俑坑有的车上只有两名甲士，所以这种仗是打不起来的。俑坑的车，有的车舆只有90厘米、110厘米，尺寸都非常小，它哪里能够挤得下三名甲士，这些车不可能是真正的战车。驾驭战车的马，既要求有耐力，又必须具有快速奔驰的能力，而俑坑的马大部分都是马高不足133厘米的等外马；4，古代的君王、大臣们出巡、郊游、狩猎、归葬、宿营等的规模很大，也都有“兵十万、车千乘”的记载，但这些车都不是作战用车。俑坑的车，也不具有任何作战的功能。

五，关于秦军不戴“头盔”的问题。

    袁先生说：为什么俑坑中没有发现带着头盔的甲士呢？这是因为在秦国的军里面，一律都是“科头”的装束，也就是打仗的时候，不必戴着头盔，使自已做到轻装上阵，表现出一种勇于公战的大无畏精神。

    陈景元的观点是：1，古代作战疆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并无定制，那一种“万箭齐发、矢如雨下”的野战攻防情景，是经常发生的，要去冲锋陷阵，又不戴上头盔，不持护盾，即使真的不怕死，也是难以抵御敌方弓箭袭击的，刀枪不入只是一种信念，并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2，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铜镜中，有一手持剑、一手持盾的军人形象，秦始皇陵附近也出土有头盔，袁先生都称它为秦始皇的陪葬品，这应该证明秦军是有盔、有盾的，可惜这些在俑坑中都不见其踪影；3，其实，在史书中有关秦军打败仗的记录，可说是比比皆是的，有时候几十万秦军，连同三军统帅全部被敌国歼灭的，所以只有那种公战的精神，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其实“科头”，只是“光头”的意思，军人精梳着长瓣，不论头上戴不戴盔，是不能称之为“科头”的；4，这一支担负野战任务的部队，常年奔杀在战斗的疆场之上，如果士兵都留着长发，头上盘着各种艺术造型的发髻，在江河之中，光洗一次头，既费水又耗时间，要是有一点敌情，恐怕一个都逃脱不掉！

六，关于铜兵器是否先进的问题。

    袁仲一说：春秋时期的铜剑最长尺寸仅为55厘米，而俑坑出土的剑长度已达到91厘米，这种长剑只有秦始皇时期才有可能铸造出来，俑坑的剑是铜剑铸造技术的巅峰之作，所以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一点也不落后。陈景元的观点是：1，铜制兵器的先进与否，不能和春秋时期的铜制兵器相比，而要和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拥有的钢铁兵器相比，钢铁之剑，剑长可达150厘米以上，骑兵手握锋利无比的钢剑，高速冲向敌阵，其威力相当于一挺机关枪。钢剑能削铁如泥，而青铜剑上阵，一砍就很容易折成两断；2，号称秦始皇陪葬品的铜车马坑，铜御手俑的剑长60.24厘米，由于它是以二分之一的比例制作，它的原型剑尺寸，应该是120.48厘米，与俑坑的91厘米长剑相比，前者才是最长的剑，才是制剑技术的巅峰！3，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已经下令收缴了全国所有的铜制兵器，铸造成十二个各重34万斤的大铜人，这是全国数百万军队原来使用过的兵器啊，所以在秦王朝，谁继续拥有铜制兵器，就是一种违抗君命的犯上行为，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谁再亮出铜制兵器，那应该是罪死不赦的；4，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的记载中可以知道：秦国朝宫正殿中的擎天大柱，都是采用青铜材料浇铸而成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秦时的冶铜业，早已经转产为非军事用途。

七，关于秦王朝军队铁兵器的问题。

    袁仲一说：古代铁兵器取代铜兵器，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铁兵器真正取代铜兵器，应当是东汉代以后的事情，秦国的铁制兵器非常少，比如说在俑坑几万件兵器之中，只有一件才是铁质的。

    陈景元的观点是：1，在春秋时期，铁制兵器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铁兵器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并且正式装备了各国的作战部队，这种情况从燕赵、齐楚等国出土大量铁制兵器中，可以得到证实；2，秦始皇时期，各国朝贡的铁兵器很多，太阿、昆卢七大名剑，均为秦皇所有。历次军事战争中，在战场上都缴获大量先进的钢铁武器，秦统一中国之后，它既拥有全国冶铁资源，又拥有冶铁技术人才，以冶铁为业的巨不知其数；3，司马迁的高祖父司昌，还担任过秦始皇的钢铁部长，各郡县都设有铁官，秦时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是古代历史上钢铁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秦王朝的许多宫殿建筑，以磁石为门，为的是防止铁制兵器潜入秦宫，可见这时的铜制兵器，已经完全绝迹了；4，另外，陕西风翔秦公墓出土有铁剑，秦都咸阳宫殿遗址出土有铁剑，秦始皇陵城垣内出土有铁剑，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也出土有铁剑，长沙秦墓里出土有铁剑。为何在号称是秦朝正规军的这支部队却不见了踪影？应该说俑坑不见铁兵器，足见它与正统的秦人有很大区别。

九，关于秦俑服色是否“尚黑”的问题。

    袁仲一说：秦王朝的“尚黑”制度，是说在重要的庆典活动、丧葬礼仪上要穿上黑衣，不是平常穿黑衣，更不是要求全国的老百姓一律都穿黑衣。因为，秦军的服装是由农家自备的，什么颜料多就多染什么布，所以服装颜色就很难统一。

    陈景元的观点是：1，他们自己一直都说秦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这难道不是重要的丧葬活动吗？难道不正是穿黑衣的时刻吗？一国之君去世了，难道全体军人还要穿上五颜六色的彩服去进行悼念活动吗？难道陕西人去世，都穿着这一种衣服去治丧的吗？2，一个国家正规军队的服装要自备，这种说法是很可疑的，正规军、野战军南征北战，服役几十年，居无定所，家人年年往哪里寄军服？不是说秦始皇有最强的国力、财才吗？怎么连军队的统一服装，都没钱去搞，都供应不起了？3，秦俑中陶俑的服装，以红色、紫色居多，这是楚人“尚赤”精神的再现，是与秦王朝“尚黑”制度对着干的，在俑坑服色没有一丝一毫的“尚黑”体现的情况之下，难道还有资格鼓吹这是一支秦王朝的军队？4，《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施明德一挥手，出现百万红衫军。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发出“尚黑令”后，居然没人出来响应，并且还穿着红绿彩服为自己陪葬，这是合乎逻辑的吗？

十，关于秦王朝是否实行“车同轨”的问题。

    袁仲一说：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那么多不同用途的车，怎么可能做到“车同轨”；不同的车，有不同的轮距，有不同的“车辙”，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做到“车同轨”一句话“没必要、不可能”。

    陈景元的观点是：1，春秋战国的时期，诸侯割据，道路封闭，不同的车，车辙不同，特定的车，只能在特定的车辙之内行驶，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不同车辙的道路，是拒敌方战车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秦武王曾发誓“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说明秦国的战车，当年是开不到洛阳等地去的；2，在《礼记》和《管子》书中，早就提出“书同文、车同轨”的主张，各国诸侯也都进行了有效的尝试。秦王朝的“车同轨”制度是全国性的，它统一了车轴的尺寸，制定了相同的轴距（138厘米），道路上必然形成相同的车辙，车辙越走越深，不在车辙内行走的车子，那是寸步难行的；3，《说文解字·序》说，战国的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王朝由于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必须使车辆制造实行标准化、制度化，为的是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及时地供应地备品、备件，使一车可以直通全国。而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十一，关于“吕不韦戈”来源的问题。

    袁仲一说：俑坑中出土了有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如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吕不韦戈，由于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根据晚期器物不可能出现在早期墓葬的理由，就证明了俑坑肯定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

    陈景元的观点是：1，戈是一种可移动性文物，既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遭到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曾经多次宣称：秦代末年俑坑焚毁前，遭到了一个政治集团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并且劫走大量的兵器，因此俑坑内留下一些外来的东西，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2，在袁仲一众多著作均称“吕不韦戈”，出土于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但在电视节目中又改口说，戈是层层淤泥形成后，由于长期受水浸泡，木柄逐渐受到腐朽，最后支撑不住，而掉落在淤泥层表面之上，这一种不作严格考古论证，而变更“吕不韦戈”出土位置正的做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3，如果俑坑确实在竣工不久，立即遭到了焚毁，一座结构坚固、严格密封的俑坑，洪水怎能够轻易冲进俑坑，形成几十厘米、可以分成14个层次的淤泥层。根据临潼地区历年气象资料可知，这里150毫米的大暴雨频率是三年一遇，平均每年只能形1厘米的淤泥层。4，实际上，14层淤泥需要40多年的淤积时间，加上俑坑自身10年的建设工期和竣工后的自然因素破坑、裂口、进水时间，俑坑真正的始建年代，就要向前移推到秦宣太后、秦昭王亲政这一段期间来了！

十二，关于“芈、月”陶文判读的问题。

    袁仲一说：俑坑一个陶俑身上的那一个陶文，是不能随便拆开来判读的，经过认真辨认，它应该是一个“脾”字，而且还只能是一位工匠的名字，如果一定要将它读成“月、芈”两个字，也不可能与秦宣太后有任何的关系。

    陈景元的观点是：1，袁仲一将陶俑身上的那一个字，读为“脾”字，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也没有任何理由一口咬定“脾”字，只能是一个工匠的名字；2，实际上，将陶文认定为工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猜测和想象，因为整个俑坑只有一个这种陶文，难道他做完一件陶俑之后，就“下岗”了？陶俑身上刻的“咸阳”、“咸阳令”，难道也是工匠的名字？3，“芈、月”的判读，有着众多古文字学上非常确凿的依据，而且在阿房宫遗址上也有相同的字，所以俑坑和阿房宫是和一位芈姓人物，是有直接关系的。应该说，这一种认定的方法，是非常严谨、可靠、准确的；4，古文字能不能拆开判读，应该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比如“李”字，本由“木”和“子”构成，人们都称之为“木子李”，这就是独体字和合体字相互之间存在的关系，任何一个合体字，当然可以拆成多个独体字来加以辨认的。秦俑馆的研究室主任张文立教授，1984年就曾经公开发表文章，认为陈景元将陶俑身上的文字，判读为“芈、月”两字，是非常正确的。

十三，关于骊山芷阳位置认定的问题。

    袁仲一说：史料记载宣太后葬于“芷阳骊山”，而秦时芷阳故城的位置，是在骊山西麓的洪庆附近，由于西杨村位于骊山北麓的骊邑故城的附近，它与芷阳故城相距几十里，所以西杨村与宣太后陵根本无关。 

    陈景元的观点是：1，秦时的芷阳，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辖地甚广的县，城有城址，县有县界，城址像是一个点，县址却是一个面，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点带面，以点去否定面的实际存在，所以将“葬芷阳”，一口咬定就是葬于芷阳故城，是没有充分理由的；2，芷阳县到底有多大？在《陕西通志》中有明确地记载：“芷阳，在咸宁之东，横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兰田。”《咸宁县志》记载：“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兰田地矣。”3，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沛公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的记载，这是说当年刘邦从鸿门逃出，是经过骊山北麓的一条“芷阳小道”返回大营的，如今临潼县城附近就有一个“芷阳村”和“芷阳谷”；4，1986年之后，有人提出了“秦东陵”问题，依据是秦时有“东陵侯”的设置。其实，汉代有“阳陵侯”、“建陵侯”、“营陵侯”等30多个与陵有关的“侯”，但没有一个是与修建陵墓有关的，“东陵侯”也是一个以固始县东陵乡为食邑的“侯”。

十四，关于秦宣太后陵址史料出处的问题。

    袁仲一说：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就是秦始皇陵附近，并未发现还有发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记载，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另外从它那么大的建设规模来看，也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么大的魄力、财力来进行俑坑的修建。

    陈景元的观点是：1，骊山北麓有秦始皇先祖的墓葬，不仅有，而且多，比如在《史记·正义》、《括地志》、《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等众多的史科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着：“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2，所有这些材料，有统一的起算点，有准确的里程数字，有可靠的方位指向，构成了一个具体、严密的座标网体系，人们既可以在地形图上进行图上定位，也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实地踏勘，最后的结果是：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这个位置恰好就在西杨村--下和村的秦俑馆附近！3，袁仲一等人确认秦宣太后陵的洪庆地区，历史上属于咸宁县管辖，而在《咸宁县志》、《西安府志》、《陕西通志》中，是找不到有秦宣太后陵任何文字记载的，为了有意将秦宣太后陵“移走”，西安竟然有人偷偷地将“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史料中的那个“南”字，篡改成“西”字，从而变成“在雍州新丰县西十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