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井的农民，到底是“发现”了秦俑的线索，还是“发现”了秦俑的实物？其实，所谓“线索”，指的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诱发条件，是成就一切事物的前提信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只要先把“头”开好了，基础打稳固了，那么后续性的工作，当然也就好办得多了。更何况，西杨村的农民向公社，向县里报告的，並不是“他们窥测到有陶俑出土”的先兆，或者是“获知地下藏有陶俑”的传闻。西杨村的农民，向上级报告的不是一种无形的、尚未面世的东西，而是报告了实实在在的、可触可摸的、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俑头和躯体。农民上交到县文化局去的，就是他们心目之中一直存在着的那种神奇的“瓦爷”。

    然而，王学理先生提出的那种“知其然，不能叫发现，只有知其所以然，才叫做发现”的观点，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让人接受的。比如，有人在外地“发现”自己朋友，一本才上市的新书，被盗了版，遂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按照王先生的逻辑，看到盗版书的，不能叫“发现”盗版书，因为举报者只知道朋友的书被盗版，至于这本书的价值，他并没有研究，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盗版，更不了解盗版的全过程。而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应该是这些“盗版者”。因为，“盗版者”不仅知道“盗版”的全过程，並且知道这本书的可观“价值”。难道说，只有这一伙“盗版者”们，才有资格称得上是盗版书的“发现人”？

    这一些“瓦爷”，确实是农民偶然挖出来的，也不是考古学家根据什么“线索”而“考”出来的！正是各地无数偶然性的“文物发现”，才为我们国家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的祖先在辽阔的土地上，留下来极其丰富的古代遗存。大量古代文物，长期深埋在地层之下，不为世人所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地面上，有明显标记的墓葬，並不很多，而且大多已经被盗掘。数量更多、埋得更隐蔽、位置更偏僻、布点更分散的墓葬，人们要想有计划、有目的地找到它们，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考古学家们不可能、也没有机会拿着犁耙，去深耕每一寸土地，去开挖每一个山头，从而去探出一个究竟。

    所以，对于这一类普遍存在的墓葬，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依靠在经常性的农业生产、工程操作过程之中，去不断地关注、掌握地下的文物“情况”，才能不断地有所收获！尽管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被动性，但却是一种最可行、最有效的发现文物的方法！在英语里面，就有一个“Accidental discocoveries”的词汇，它的本意就是“偶然发现”，而“偶然发现”在考古学领域之内，始终是被高度重视的。也正因为“文物发现”的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这种偶然性，才使人们有可能经常打开通往美妙和奇迹的大门。许多重大的“文物发现”，让人措手不及，也让人感到惊讶，但它们却存在于合乎逻辑的“必然”之中。

    实践证明：没有各种体力劳动者们，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千千万万的“偶然发现”，就不可能出现中国考古事业的辉煌和繁荣。如果考古学家不承认、不接受“不知所以然”的偶然“发现”，无疑是断绝了自己考古的“生命之源”。偶然地“看见文物”，完成了考古“科学发现”中“现象发现”的阶段，只要不存在文物“作假”的现象，对谁是文物“发现人”问题，应该不会有大的原则性争论。人们应该接受这个现实：在偶然性的“文物发现”过程中，被谁碰到了，谁就是“发现人”，谁就是“发现”文物的幸运儿。秦俑确实是农民挖井“发现”的，尽管“不知其所以然”，但他们却是真正“发现”秦俑的第一人。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