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六月，《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的一篇报道“秦俑”不同观点的文章，在即将付印之际，受到一些部门无理的阻挠，最后被迫忍痛撤稿。紧接着《都市文化报》、《时代人物周报》、《中国地理探险》等媒体，顶住巨大压力，相继发表了以“兵马俑不是秦始皇陪葬品”为主题的“另类”文章。人们看过文章之后才发觉到，这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单纯的属于考古方面的学术争论问题，根本不牵涉任何敏感性的时政大局，完全没有必要再对它采取一种隔离、封锁、消毒的措施。

    不久，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半月选读》杂志上，转载了记者王彬原来撰写的报道文章。有了这最新的解冻信号，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随即赶到南京，对陈景元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采访，精心地制作了几集《兵马俑的神秘主人》的专题片。陈景元又应“新浪”之邀，开辟了一个“陈景元博客”，一年之内发表了二十多万字的博文。媒体发表的文章，国内外普遍都作了转载，网站中传播的网页，已达到数十万个之多，仅在新浪网的“陈景元博客”上，点击率早已超过一百万人次。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临潼区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兵马俑博物馆等部门和单位，在《三秦都市报》上，以《兵马俑主人是秦始皇早有定论》为醒目标题，对于陈景元有关“秦俑不是秦始皇陪葬品”的观点，进行了正式的批驳。在文章中出来发表谈话的有：长期致力于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袁仲一、陕西省文物局的周魁英处长、临潼区文物局的董虎立副局长、秦始皇陵旅游公司的总经理靳军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的段清波。

    如果一定要以投票的方式，决出学术争论是非的话，陈景元与他们是一票对五票，他肯定是要败下阵来的；如果要以职位高低决定胜负的话，人家有厅级、处级、科级的官衔，陈景元当然也望尘莫及。好在当年胡乔木同志看到陈景元的文章之后，曾经作出了“一家之言”的批示；于光远同志听到陈景元的文章被整时，发表过一个“学术问题，一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二不能搞民主集中制”的谈话。学术争论中，靠官衔、资历、权势是没用的，任何人要战胜对手，唯一办法就是拿出材料来。

    谁人不知，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会将对方的一切，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双方都是运动员，而不是裁判员。谁能取得最后胜利，这要看各人的学识、各人的论断。有些人，只会喊语无伦次的口号，或搞蜻蜓点水式的批判，然后充当裁判员，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这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现在，就让我们针对袁仲一先生等人对陈景元观点发表的诸多方面，逐一进行认真分析点评，看是否有足够材料，说清楚自己的“大对”和陈景元的“大错”。

    一，袁仲一先生说，秦始皇陵面积56.25平方公里，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东墙千米之外，是非常正常的。陈景元认为：所谓“56.25”陵区的面积，从未进行科学的论证。《秦始皇陵考古纪要》里说，56.25平方公里确定的前提是，代王镇上有一处秦始皇陵东门遗址。袁自己都承认“这仅是一种推测”。其实，这“56.25平方公里”，大部分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由国土、规划部门划定的一块“建设用地控制区”。如果将它曲解为秦始皇陵当年的大陵园，只能说是袁先生的判断，出现了大差错。

    二，袁仲一说“三百丈”，那是古人的约数，不能用今天的长度标标准来换算。对此陈表示：查遍了《汉旧仪》的各个版本，自始至终都找不到“三百丈”几个字的影子！当年袁先生是以“经过钻探测量”来认定“西杨村掘井址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难道这“钻探测量”，是一个“假动作”？另外，西杨村掘井地距离封土中心，已经接近了两公里，不管袁先生怎么“约”，都不可能把它“约”到只有690米的范围之中。难道“钻探测量”这种现代技术手段，也能容许出现这么大的误差？

    三，袁先生说：秦尚什么色，是以某种色为贵，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的衣缘，能说明它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吗？陈的反驳是：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这是秦王朝的基本国策！《韩非子》说得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这就叫做上行下效。难道秦始皇会允许人们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为自己陪葬？至于铜车马的主属，陈景元写过一篇15000字的《铜车马不是秦代之物》的论文。

    四，袁坚持说，在俑坑发现的字，应是“脾”字，非“月”与“卑”，而对方把一个字拆开，并不顾字顶端的断裂线，把“卑”认作了“芈”，是欠妥的。“脾”字是制陶者之名。陈反驳说：根据《金文编》、《古籀汇编》等古文字资料，将陶文读为“芈、月”有充分的根据。若读为“脾”字，却找不到任何古文“字形”上的依据。秦俑馆的研究室主任张文立教授，曾经著文明确地指出了：“陈景元提出了铁兵器等问题，以及对于陶俑上的陶文，重新释读为‘芈’字，这无疑是很正确的。”

    五，袁先生认为，《史记》记载着：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她的陵墓在今天的洪庆一带。陈景元则说：秦宣太后葬西杨附近，有《史记·正义》“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史料为可靠依据。当年《秦俑学术讨论会纪要》声称：这是陈景元误将骊山的位置，误判为宣太后的陵址。陈再反驳说：《史记·周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谁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与秦宣太后陵的位置无关？

    六，靳军良提出：秦封有“东陵侯”，所以宣太后应葬在东陵。秦昭王时战事频繁，国力有限，不可能为宣太后陪葬兵马俑。陈反驳说：频繁战争、耗尽国力的年代，恰恰是秦始皇时期，宣太后统治下的秦国，对外休兵，十五年不出函谷关，对内实行改革，六国贤士纷纷竞相入秦。至于“秦东陵”，任何史料均无记载，它首见于秦俑馆发布的材料中。其实，秦东陵侯和汉阳陵侯、建陵侯、营陵侯一样，是一种以固定地域作为封赐食禄的爵位，与修建陵墓毫无关系，谁见过有以帝陵封侯的？

    七，有人会说，东陵侯和阳陵侯，不应该有区别，何况营陵侯、建陵侯本身就有“营建”陵墓的意思。陈认为：在秦代虎符上，已经刻有“阳陵”的地名，《汉书·傅宽传》记载，刘邦封傅宽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傅宽在景帝即位前三十九年就已去世，可见汉景帝阳陵的修建，与“阳陵侯”毫无关系。汉高祖十一年，封刘泽为营陵侯，他的封邑营陵县在山东青州；《汉书·卫绾传》记载，汉景帝“封绾为建陵侯，……明年，乃赐绾吿归。”应该说，这些“陵侯”都没有与陵墓挂钩！

    八，陈景元说，据《汉书·志》的记载，汉代还有：平陵侯、朗陵侯、舂陵侯、稜陵侯、阜陵侯、容陵侯、淮陵侯、路陵侯、荼陵侯、广陵侯、众陵侯、沂陵侯、南陵侯、成陵侯、兰陵侯、宜陵侯、河陵侯、终陵侯、义陵侯、宁陵侯、高陵侯、沅陵侯、醴陵侯、沶陵侯、商陵侯、安陵侯、开陵侯、乐陵侯、将陵侯、定陵侯等，他们都没有建造帝陵的职责。所以，有人一看到“秦东陵侯”几个字，就一口咬定那是秦代修建、或者守卫“秦东陵”的一个官职，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天真的猜想。

    九，西安方面认为：秦东陵有着宣太后、秦昭王、悼太子和秦庄襄王的四座大墓，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陈的回答是：秦昭王、秦庄襄王的确葬于咸宁县的洪庆一带，但《陕西通志·陵墓》记载，“芷阳在咸宁之东，横亘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兰田，如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秦悼太子葬芷阳，在兰田县西六里，则在兰田界。”原来，芷阳既是一个城，更是一个地域广大的郡县。要把分属于三个县界的大墓，都捆绑在一起，並无任何文献和发掘资料作凭证。

    十，靳军良又说，俑坑的“兵器上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四年’、‘五年’等字样，均为秦始皇的纪年。这些字样，清楚表明秦俑坑建于秦始皇时期。陈景元认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拿着写有父亲名讳的器物，去给儿子陪葬，违背伦理常情。“吕不韦戈”出土于需经几十年才能形成的厚厚淤泥层之上，说明自俑坑建成之日起，直到它跌落在干涸淤泥表面，这中间存在着一段漫长的时空反差。临潼地区大暴雨频率是三年一遇，十四层淤泥意味着建坑时间要往前提四、五十年。

    十一，董虎立说：“一九八四年，陈景元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文章后，国家和陕西省曾组织过一个学术研讨会，认定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先生二十三年后，再次提出这个观点没有新意，也不值得一驳。”陈景元的回答是：袁仲一曾经宣称那是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如今又改口说它是国家出来组织的会议，都是一种自我拔高的不实之词。《会议纪要》没有在会上宣读通过，並不具有公判力。现在，对手准备了100多万字的论证材料，要和他们辩论，凭什么断定没有新意可言！

    十二，周魁英表示，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学术界早有定论，绝大多数专家对此都认可，秦始皇兵马俑的“命名”是不可能被否定的。陈景元回应说：对秦兵马俑“命名”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由江青拍板定了案，到了七月十五日，匆忙组建的秦俑考古队才开进发掘现场，这不是“先定性、后发掘”又是什么？这不是“政治定性、政治命名”又是什么呢？有谁能相信：这一种做法、这一种命名，是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一致认可的？

    十三，王学理先生在《轻车锐骑带甲兵》一书中说：“蔺安稳所做的定性描述，是在没有权威人士肯定，也没有考古学家确认的情况下做出的，是先于考古定名的‘独步’。”袁仲一先生的《秦兵马俑》一书也披露：一九七四年七月，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一大批考古学家，到西杨村考察时，当场就提出“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有关秦俑的时代、属主等，还不敢做肯定的断语。”可见，当时对秦俑的命名，大多数考古学家是持保留态度的。

    十四，段清波放出话来了：“陈景元的说法，毫无考古根据。他发表这样的观点，只能说明他对兵马俑关注，但不能说明他对此问题有什么深入的研究。考古界、文物界没有几个人能认同他的观点。”陈景元的回答是：学术上任何“另类”观点的提出，要让对手认同、信服，完全是不可能的。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提出“另类”观点的人，开始时没人理睬、没人关注；经过呐喊奔波，总要招来叽笑、谩骂、被当成疯子；中世纪“另类”就更悲惨了，他们有的要去坐牢，有的还要被活活烧死！

    十五，陈景元要向他们进上一言：学术上的事情，任何人都是不能一手遮天的，不管权势者愿意不愿意，“另类”观点，总是要不断涌现出来，並向学坛霸主提出挑战，发起攻势。除非霸主有能耐，从学术上把自己“彻底击垮”，否则“另类”是不会离开学术比拼舞台的。对那些宣称，没有兴趣与“另类”进行学术较量，或者只会空喊“反对”口号，而拿不出有力材料的当事人来说，任何回避、拒絕、抵制、阻挡学术争鸣的行径，公众自会得出结论：谁放弃争辩权，谁就意味着承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