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报道文章，都称袁仲一先生，是海内外一致公认的“秦俑之父”。但是，人们如果要追根溯源，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梳理的话，很容易就能发现：对袁先生的这一种学术上的“定性、定位”，是很不妥当的。首先这种说法的最早源头，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在国内外的其它学术刊物上，而是在1996年3月26日，由秦俑馆研究室副主任徐卫民先生撰写、並且发表在《西安晚报》上的一篇题为《秦俑之父---袁仲一》的文章里。看来，这一顶辉煌的帽子，是徐先生自己精心“加工制造”出来的。自己搞出来的东西，还要贴上“海内外”的标签，难道这还不是一件“先出口后内销”的事情吗？

    既然袁仲一先生，已经被推崇为“秦俑之父”，这是在告诉世人：他对于秦俑，应该有着一种旁人无法取代的卓越贡献，有着一种学术上絶对的权威和影响力，有着一种经得起任何外人不断推敲、检验的学术上的牢固基础。说得更远、更具体、更确切一点，他还应该在所谓的“秦始皇兵马俑”整个“问世”的过程之中，起到了一种“助产、催生”的巨大作用，甚至在秦俑的“发现”过程中，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超前性、开创性”的工作。否则，“父”从何来，“子”从何出？遗憾的是，袁先生与西杨村秦俑的“发现”无关，与秦俑1974年6月的“定性、定名”无关，那么他究竟有什么资格，登上“秦俑之父”的金色宝座？

    当1974年3月29日，从西杨村传来农民打井，发现了秦俑的消息之后，临潼博物馆馆长赵康民先生，是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考古工作者；是他将散落在井底及现场的陶俑碎片，悉数加以收集，是他从废品收购站取回青铜的兵器，是他将运回县城的陶俑碎片，用几个月时间，精心地拼凑、复原成一个个完整的、並且呈现出真人气质的秦俑。可见，秦俑经过两千多年的埋没之后，有一个全新的再生过程，有一个被赋予第二次生命的创造过程。这说明，已经失去昔日辉煌的秦俑，确实还有一位“再生之父”、“再造之星”。这一批秦俑重新降临人间，与袁仲一先生的介入，关系不大，这就是赵康民应该成为“秦俑之父”的理由。

    现在，袁仲一的“秦俑之父”美名，已经响彻了整个世界，这实在是一种误称、误导的结果。所谓“三人成虎市”，如果不及时地予以纠正，会使谬误越传越广，越传越真，黑的会传成白的，白的则会传成黑的，这不仅是严重地歪曲了事实，也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变成了一个时代的不幸。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已经被尊为“秦俑之父”的袁先生，多少年来未见表示有任何的“推让之意”；而为人忠厚的赵康民，从来也不想与人争个高低，不感到其中有任何的缺憾。作为局外人，看到这种怪诞现象，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袁仲一先生以“秦俑之父”的名分，出来抨击对手的学术观点时，这话就不能不说了！

    “历次的秦俑学术讨论会，頌功之声免不了响彻霄汉。台上坐着的，趾高气扬，除了肉麻的吹捧之外，就是对弱势者的奚落和指责。……有人，为讨一杯羮而搖尾乞憐地在《陕西日報》上推出‘秦俑之父’的称号，考古所的霸头，恨不得也使自己成为‘秦俑之母’！台上有头有臉的，得意忘形又免不了几分倨傲神色。……把当時並不负责、也沒有具体干事的人，变成了“唯一”？亏你們还是学历史的！怎么在‘势’和‘利’的誘惑下，都得了软骨病？”这是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在《秦俑為伍十四載》的文章中，将当年袁仲一如何被尊为“秦俑之父”的源头和背景，作了一种最权威的揭露，这无疑是令人信服的。

   文/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