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乾陵的学术探讨、研究，本来是一个很单纯、很严肃的考古问题，由于乾陵的地宫，埋在地下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之久，至今尚未得见天日，因此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一系列前期的考证工作，当然是很正常、很有必要的事情。什么叫做考证，考证亦称考据。《经解入门》记载：“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家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清学案·小识提要》也说：“考古者必遡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蒐而旁获之，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一句话，考证是一种追根遡源、据实审察的“治学”方法。

　　应该说，考古是考证学的一部分，考古成果的一字一句，都要实而有据，都要经得起审察，因而它与文人的“创作”、孩童的“畅想”、游戏家的“虚构”是完全不同的。考古工作，一旦失去其特有的本性，而与“创作、畅想、虚构”同流合污，它不可避免地就要变成一场“闹剧”！然而，目前有关乾陵地宫的研究现状是，除了一段约60米长的露天堑壕，有些零星资料之外，其它已经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有关地宫规模、结构、珍宝等方面的文字描述部分，都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考证”，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相反还有人处处在搞“虚构”。

　　在“特异功能”泛滥的年代：说上海有人能够看清地下的物体；说徐州市有人能隔墙看人；说秦俑探测中，见过一位“天眼通”；后来又有人，在北京发现两位上学的小姑娘，生来就有一双可以透视物体的眼睛，还做了一个试验：让她们不借助任何仪器和设备，只准用自己的肉眼，去探测深埋在地下的各种管道走向，结果与图纸一一对照，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消息一经传开，陕西省的有关部门，就将这两位小学生，直接请到咸阳市来，让她们两人去乾县梁山的山腰之上，探测一下武则天乾陵地下墓室的结构、形制和布局的实际情况。

　　两人来到乾陵之后，先在梁山上转了几个圈，不久就着一棵大松树下停住脚步，开口说话了：这下面有座大房子，大房子旁边有小房子，大房子中放靠两个木盒子；每个木盒子里睡着一个人，一个干瘦干瘦，一个又肥又胖；干瘦的人身边有很多书和本子，肥胖的人身上，放的是弹球一样的金豆豆。这两个小姑娘，后来用手指到一个地方，说那里有一条长长的、被挖开后又填上的大沟，人们按她们指定的方向一量，沟的长度正好是六十米。对于“神童”如此具体、详细的描绘，使得所有陪同的当地领导和专家们，个个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乾陵地宫的位置，被“探测”出来了。乾陵地宫的大小怎么确定？由于唐太宗用十三年的时间建造了昭陵，形成了2700～5500多立方米的地下空间；有人根本不顾这里，只有七个月的施工期限，仍然“推测”出乾陵地宫，应该比昭陵更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宣示：在乾陵地宫之中，有四分之一的内部空间，用来堆放入葬的珍宝。至于，珍宝的具体数量，有的说500吨，有的说700吨，有的说800吨，总之是多得不计其数，为了更能“吊起”公众的胃口，他们还刹有其事地放出风来，提醒外界说，乾陵有多少珍宝一事，“不宜多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新浪博客和各地媒体发表的《考古学家“虚构的”乾陵地宫》这篇文章，突破了几十年来乾陵研究不可摆脱的“猜想”怪圈，作者从建筑技术角度入手，提出乾陵地宫只有七个月的施工期限，根本不可能形成昭陵用十三年时间建成的地宫规模；认为历代帝陵，谁都没有以全国三分之一珍宝入葬的先例，更无两个皇帝必须埋入全国三分之二珍宝的可能；至于存放昭陵里的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在《五代史·温韬传》中已经有明确记载：“韬从埏道下，见……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文章发表后的两天时间内，前来点击浏览的，达到25万人之多，630个网友留言评论，竟然也是“一边倒”的。当然，西安方面立即进行了“反击”。据《新闻晨报》报道：乾陵博物馆业务部主任秦建明先生驳斥说，乾陵埋葬500吨珍宝，完全是有依据的。因为按照史料和地表的考古，可对乾陵内部存在的文物做出推测。乾陵大约存在500吨文物，是有一点可信度。这一个数量，最初是由一位作家提了出来，此人并非考古工作者。但在常见的金银财宝、书画绸缎等随葬品，再加上乾陵的石门、石棺等文物，乾陵文物的重量达到500吨是有可能的。

　　秦建明称，在埋葬唐高宗时，随葬品的价值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二十多年后，武则天驾崩，又将全国三分之一的金银珠宝带进乾陵。另外，史书上还明确记载，唐高宗临死时，特意留下遗言，要求将他生前所喜爱的字画全部陪葬，其中包括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根据这些记载，也可以推测《兰亭序》可能就藏在乾陵。秦建明说：“史书上虽然有过记载后人尝试挖掘乾陵的故事，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古调查，就已经得出了乾陵未被盗掘的结论。而且从我们现在的考古调查中，也没发现乾陵被盗的痕迹。”

　　据众多媒体报道，陕西考古所原所长石兴邦先生，非常支持这种观点：他说，现在至少能推断出墓里百分之七十的随葬品，地宫应装满当时最值钱的宝贝。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世时，正处于唐朝最繁盛的时期。埋葬唐高宗的时候，随葬品价值就占了全国财政的三分之一。武则天死后，全国三分之一的金银珠宝又被带进了乾陵。耗资之巨、陪葬之丰，可想而知。石先生强调，乾陵主要建筑是地宫。乾陵的修建从高宗驾崩时开始，经历三代皇帝，历时三十余年方才建成，从《大唐元陵仪注》等资料分析，整个地宫的文物，至少也有500吨。

　　据称，石兴邦先生还坚定地认为，《兰亭序》十有八、九藏在乾陵里面。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中，数百年来也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石老说：“仅仅这一件《兰亭序》原本，就可以说是无价之宝。难能可贵的是，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关中唐十八陵，几乎全都被盗，只有乾陵至今未遭破坏，研究价值非常高。由于研究工作，还远没有完成，乾陵隐藏着的谜团太多了。但现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发掘，我们能得到的将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有人把乾陵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我认为这个称谓没有夸大，是非常准确的。”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指出：从汉代一直到唐代，随着人们丧葬观念的进步，墓葬习俗，也越来越象征化。具体地说，唐代的墓葬制度中，陵墓的地面部分，比地下部分更重视，所以乾陵即使打开之后，也不一定真有许多贵重的财富藏于地宫之中。他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汉朝到唐朝，中国人的墓葬习俗，也越来越趋向于象征化、程式化，将真实的珍宝财富，拿去作为陪葬品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乾陵地宫内，並没有太多古代珍宝”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六日，刘庆柱先生在做客新浪网聊天时，对有关乾陵珍宝问题，又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他说：埋进这些东西，应该反映当时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因为，阴间是阳间生活的折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比较早的殷商时期，常常用真人进行随葬，从孔子时代开始，用陶俑、木俑来随葬，俑只是一种象征品，后来就发展到糊一个“纸人”来随葬。因此，在隋、唐的墓葬中，到底能埋进多少真的东西，恐怕不像有些学者估计的那样有500吨的金银财宝，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已发掘的唐代王陵看，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对于有关“兰亭序”的问题，刘庆柱先生是这样说的：唐太宗的昭陵随葬了一些书法作品，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也不要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纸，并不用简写字，能够把纸制品保存下来的唐代墓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关中地区，这种气候条件下的古代墓葬，已经发掘了数以千计，或者万计，包括汉代、唐代时期的，或者其它一千多年以前的，没有一座墓里能够很好保存纸张的。纸张做的越精细，保存也就越困难，在墓葬里的器物，里面空气越多，对物品侵害程度就越严重，保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说：位于西安西北80公里的乾陵，埋葬着盛唐时期的唐高宗李治和大周皇帝武则天，这是我国唯一一座两个帝王的合葬墓，齐先生认为，“500吨文物”的说法不对。文物跟白菜土豆完全不一样，有它特殊的价值，不能论斤论两。针对“随葬品占了当时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说法，齐东方表示，中国从汉代一直到西晋，文献里都有明确记载，一般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后都要有三分之一用于修陵，一个皇帝继位不久就逐渐开始修自己的陵，至于武则天的随葬品是否占了三分之一的财政，这只是一种猜测。

　　当前，在乾陵埋有500吨珍宝以及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如此的对立，必然要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特别关注。尤其是近日再次传出“武则天墓有重大考古突破，陪葬珍宝至少500吨有依据”的消息之后，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质疑、问询、求证的电波，不断地涌向省市县的文物主管部门。在这种类似于“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乾陵博物馆于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西安召开“乾陵考古调查发现新闻发布会”，以“《乾陵藏宝500吨”说法毫无依据》为题，对乾陵藏宝500吨等敏感问题的争论一一做出了澄清。

　　著名考古学家、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先生郑重地说：“乾陵陪葬珍宝至少500吨，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博物馆业务人员没有在正式场合坚持这一提法。唐代贵金属文物例如金银器的计量，最大为两，相当于现在的40克左右；最小为字，相当于1克。用吨计算两朝皇帝玄宫内，包括书法作品、丝织品等在内的珍贵文物，是缺乏学术和专业素养的。其实，‘陪葬珍宝500吨’的说法，来源于几年前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秦建民先生也在报上发表声明：自己并非乾陵博物馆业务部主任，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乾陵有可能藏宝500吨”的话。

　　原来是西安文物修复中心科技考古室主任的秦建明先生，对有关涉及自己的报道，出来进行了必要的澄清。他说:“自己从没有使用过500吨的说法，至于乾陵中埋入其时唐王朝年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提法，更是莫名其妙。” 另外，长期致力于唐代帝王陵墓研究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先生也坦言，在有关乾陵文物报道中，使用“500吨”这样的概念，纯属一种无稽之谈。对于乾陵有无王羲之的《兰亭序》一事，张建林说:“说乾陵中藏有《兰亭序》，一没有科学根据，二没有正式的文献依据，望大家不要妄加猜测。”

　　乾陵珍宝的虚实真伪，方方面面的观点都已经展示出来。这下子，舆论又沸腾起来了。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近日两次给《考古学家“虚构的”乾陵地宫》的作者，发帖留言说；关于乾陵发掘的舆论，实际是一场闹剧，据我了解的情况，考古学界、学术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都是绝对不会同意发掘乾陵的。……我们还要把真实的东西介绍给人们。”在乾陵尚未进行发掘的情况下，任何人进行预测都是可以的，甚至持有不同的观点，也是正常现象。但要把文学作品、或者“虚假”材料，当作考古论证的依据，无疑就要变成闹剧了。

　　乾陵有《兰亭序》，本来只是一个猜想，而从考古学家嘴里出来的，竟是“史书上明确记载，唐高宗临死时，特意留下遗言，要求将他生前所喜爱的字画全部陪葬，其中包括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乾陵500吨珍宝，没有任何的史料依据，还要让考古学泰斗，违心地来打“头阵”，这不是一场闹剧又是什么？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认识乾陵勿入误区》的文章，文章指出：“日前盛传乾陵地宫文物有500吨的说法并不科学，至于有人说乾陵玄宫内埋藏了当时唐王朝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既然《人民日报》发下了如此“重话”，按照传统观念去判断，这是代表着“上面”肯定的声音，意味着这一种说法，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只要这个“口子”一打开，乾陵珍宝的防线，全面“决堤”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请看，全国各大媒体随着“开炮”了---华商报》说：“考古专家驳斥乾陵传闻”；《南方都市报》说：“乾陵藏宝500吨，是瞎说”；《西安晚报》说：“500吨珍宝是无稽之谈”；《法制晚报》说：“乾陵珍宝被公开辟谣”；《浙江在线》说：“乾陵传闻太离谱”；《北京晚报》也说：“乾陵之说，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由此可知，在有关乾陵藏宝500吨和王羲之《兰亭序》的问题上，学术界都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甚至连西安方面，也都一致否定过去所宣扬和肯定的那一种说法。一场罕见的考古闹剧，估计很快就能落下帷幕，但它给人们留下来的反思，却是非常深刻的：在如今“旅游文化”兴盛的年代里，为了活跃旅游气氛，编造一些景点故事，並不为过。但千万不要将这些掺入到正常的考古工作中来，不要去抵制、或者对抗严肃的考古论证。尤其在这信息畅通的网络时代，如果还要上演各种形式的考古“闹剧”，那么等待它们的仍然是“失败”这两个字。

    文/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