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自从在《都市文化报》和《金陵晚报》等媒体，以及在陈景元“新浪博客”上，连续发表《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秦始皇死葬河北》的惊人观点之后，考古界的许多权威人士，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景元也有针对性地与对方进行了新一轮的学术大辩论，这里再向公众客观地、如实地展示一下，双方争论中的一些最新看点。

正方：秦俑馆馆长吴永琪

今人认为秦始皇确实葬于骊山脚下，主要是根据两千年多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但同时，也有丰富的实物依据：如考古研究者在当地的出土文物铭刻中，发现了大量属于秦代的地名，这与湖北出土的云梦竹简、湖南出土的龙山竹简上的同代文字对照，认为它们符合秦代的书写习惯；兵马俑身上秦代工匠所刻的文字与秦始皇陵砖瓦上文字的相似性，证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经过建国后五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和修复，现在这一带共有古代建筑、城墙、封土、墓地、陪葬坑等六百多座，这样的一种规模和格局，如果不是秦始皇的陵墓，哪还能是谁的；史书上记载秦始皇“7月死于沙丘，9月归葬咸阳”，尸体要腐烂，这是肯定的，所以历史上也有关于秦始皇在归途的车体当中，放上一些鲍鱼去“以乱其臭”的离奇说法。

反方：建筑史学家陈景元

《史记》里面说，秦始皇一即位就开始修自己的陵墓，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秦始皇即位之初，必须首先建造自己的先祖陵墓。加上秦始皇陵本身呈严格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地上寝殿建筑群工程，根本就没有进行建设，内城、外城及封土等，也都是死后的工程，至于大开挖的地宫，並不需要在生前几十年进行预修。根据秦汉时期的工程技术发展水平，它的地宫结构形式，完全不可能超越汉武帝茂陵的做法。所以，《史记》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描写，是很不真实的。秦始皇的遗体，要冒着两个多月的酷暑，千里迢迢，从邢台回到咸阳安葬，是不可能的事情。理由是：路程实在太长，天气实在太热，道路实在太窄，丧事实在太怪。这回归的一路之上，到处都是蒙恬的部队，赵高等人对外哪里敢泄露“半点”的死讯，甚至连尸臭一点都不能带出河北。所以说，在骊山墓之中，只埋衣冠有确凿的事实依据。

正方：陕西考古所张占民

定性秦始皇陵方圆一定范围之内的出土文物，属于秦始皇陵的陪葬墓、陪葬坑，并不是基于某个孤立的判断：在皇陵东边离外墙 350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17座皇子、公主的陪葬墓；在离外墙800米处，发现了100多座马厩坑；在皇陵外城与兵马俑之间，是流水冲刷出来的古河道，从地理上看，那里没法设陪葬坑，到离外城墙一千多米的地势宽处，设兵马俑陪葬坑很合理。如果如陈景元所说，兵马俑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据我们从前的考古发掘经验，秦朝的太后陵园也有城墙，不久前我们发现的一座夏太后墓就有四条“亚”字型的墓道，与国君墓的规格、形制有相似之处。这样来看，它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兵马俑坑后面那一座不起眼的墓，经钻探得出只有单墓道，属于一般大臣墓的规格，远不如夏太后的墓葬，更不要说它够得上秦昭襄王的生母、秦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王太后---秦宣太后的墓葬规格了。

我认为：陈景元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对不利证据采取曲解的态度。如：有的铜戈上刻字“三年相邦吕不韦”，仅在一号坑前的五个探方之内，就出土了铭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样的十余件铜戈，凭着这些字样，实际上就可以作为确定兵马俑年代的“直接证据”。又如像“十六年寺工‘某’造”这种字样的铜铍，“寺工”作为中央管理手工业的一个官署，只有在秦始皇的时代才有。陈景元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者是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但是，它们与陶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晚于宣太后70余年的铜戈，放在所谓的宣太后陪葬坑里，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而且，兵马俑坑“半地下锅洞式”的土木建筑，与秦始皇陵内、外城墙之间发现的其它所有陪葬坑风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铺设兵马俑坑的砖石，与秦始皇陵宫殿建筑的规格一致。

反方：建筑史学家陈景元

1974年7月15日，秦俑考古队才进场，而在此之前的半个多月，秦俑早就被定了性，这不是先定性、后发掘又是什么？哪一本史书上写着秦始皇陵的占地是56.25平方公里？不然怎么可以，把骊山底下发现的任何东西，不分清红皂白地都称之为秦始皇的陪葬品。比如：秦始皇陵周围那么多考古发现，包括兵马俑、铜车铜马、石铠甲，秦俑馆何时通过科学论证，能够一一确认它们都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可以说，秦俑馆唯一的依据就是：秦始皇陵落户此处，此地没有先人、先祖的墓地，也没有被后人、后辈占用，但这是站不住脚的。从周秦到明清，风水宝地异常奇缺，墓地的争夺，历来就非常严重。几乎所有帝王建造陵墓，都要圈占、压毁成千上万的他人墓葬，这种史料多得举不胜举！那么多一直不见有严格、科学论证的秦始皇陵“重大考古发现”，如果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的怪事呢！

关于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墓葬，他写了2万字的材料进行批驳；关于铜车马也有2万字的考证；关于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寺工铍”的纪年等问题，他都有全面、系统的论证。比如：比秦宣太后晚70多年的“吕不韦戈”，怎么会跑到宣太后的陪葬坑去的？有人认为这很荒谬、不懂得考古，---这话20多年来，一直是专门讽刺陈景元的。但是，大家能有兴趣再听听陈先生的回答吗？---他说：在一个完整的、不被扰乱的墓葬中，后期的器物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这确实是人所共知的考古常识。但是，在一个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后期的器物完全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这难道也不是考古上的基本常识？在秦俑馆的《发掘报告》中，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之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后期的器物？

正方：复旦大学教授陈淳

陈景元先生提出的有些质疑，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确实值得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研究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有目的地加以深入探讨。但是，我觉得他的研究出发点之中，“想象、猜测”的成分居多，因此理由并不能完全能够令人信服，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猜疑”的层次上。我从秦俑的规格和投入的人力、物力角度去衡量，觉得它应该是千古一帝的随葬规格，与秦始皇陵还是比较相称的。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列国之中，没有哪一国的国君，能够动员如此庞大的国力，来营造这样规模的墓葬和随葬品，秦宣太后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国力，可以满足这样的奢望。如果秦宣太后真的拥有这样的陪葬，那么与她的身份完全相符合的真正陵墓，又都在西杨村---下和村附近的什么地方？难道只是兵马俑坑后面的那一个不起眼的小墓？

另外，秦俑坑是秦始皇生前的一个绝密的工程，陈景元如何能够根据史籍记载，判断他的陵墓和陪葬坑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格局？秦统一六国之时，镇压了六国的贵族，兵马俑安置在秦始皇陵的东部，有其防御列国贵族复辟的用心，不适合用后世帝王陵“主轴线”的布局思维，来分析陵园的布局。目前学界普遍认可将兵马俑看作秦始皇的陪葬，是根据它与始皇陵的地理位置关系决定的，有一定距离并不令人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如果像史书记载的秦始皇对他自己来世的希望那样，把秦始皇陵看成他的朝宫正殿，那么将一支与真人大小无异的地下军队，安置在几公里外的地方，这从他对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出发，也不应该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反方：建筑史学家陈景元

可以说，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从1974年开始，在几乎所有与定性有关的重大问题，都是建立在“想象、猜测”基础上的。“三百丈”是想象，“56.25平方公里”也是想象，“秦始皇陵坐西向东”还是想象，“铜铍是秦始皇纪年兵器”仍然是想象，“吕不韦戈是秦始皇陪葬品”更是想象，包括陈淳先生所持“只有秦始皇有这么大的国力、财力，才能建造俑坑”的观点，何尝也不是一种“想象”和“猜测”。在地下挖个大坑，就秦始皇能挖、有钱挖，秦宣太后不能挖，没钱挖？秦宣太后治理秦国41年，社会最安定，国力最强盛，历史上称她是2000多年前的慈禧太后，她也是一个“凤在上龙在下”的人物。硬说她绝对没有能力，去挖大坑、搞陶俑，真不知道考古界、历史界的权威们，能够拿得出什么可靠技术经济上的计算依据吗？

相反的是：在陈景元所有批驳秦俑馆观点的材料中，自始至终，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他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有可靠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比如：秦陵与俑坑之间，不存在“三百丈”的定位关系，有非常精确的地形图为依据；他提出“56.25平方公里仅是建设用地控制区”的观点，有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依据；他坚持“秦始皇陵坐南向北”的意见，有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巩启明先生亲笔的鉴定书为依据；他认为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在西杨村附近，有《史记·正义》、《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为依据。包括秦俑的歪髻、兵器、战车、服色等等，都有确凿的材料来源。有关秦始皇陵、秦俑的问题，他已经写了两部书稿，共有100多万字，准备以此和西安方面的那些大专家，进行一场学术大争论！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