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28日，《西安日报》发表了《兵马俑为谁陪葬》的署名文章，这是由陈景元掀起秦俑主属“轩然大波”的四个月之后，人们见到有“秦俑之父”称誉的袁仲一先生，首次出来对陈先生的反面意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种学术争论的全面延伸和扩展，不仅深受广大公众的欢迎和赞赏，它本身也是秦俑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的一大标志。

　　袁先生的学术锋芒，是直接指向陈景元的。按理来说，作为学术观点对立的双方，在秦俑学术争鸣的论坛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他们没有地位尊卑可言，更无“大家”、“小家”之分。要显示学术上的实力，靠的是公诸于世的学术成果；学术争呜中的裁判，也不应该是任何一方的当事人。基于这一种认识，陈先生针对袁仲一的抨击文章，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


    对“三百丈”的争论，袁先生只是说一句“那是古人的约数，不能以今天的长度标准来换算”的话。陈景元反驳说：当年袁先生是以“经过钻探测量”的手段，认定了“西杨村掘井址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三百丈”，是最初定性的主要依据。如果“三百丈”是古人的“约数”，难道这“钻探测量”以及“西杨村掘井址与秦始皇陵的距离”，也是一个“约数”？

　　西杨村掘井地距封土中心，接近2公里，无论袁先生怎么“约”，都不可能“约”到只有690米的范围之中。“钻探测量”是现代的技术手段，允许出现的误差很小，将几公里之外的物体，定格在690米的尺寸之内，这种“约数”是否科学，公众可以点评。另外，很多人查遍了“三百丈”的原始出处《汉旧仪》的各个版本，自始至终都找不到“三百丈”这几个字的影子！


    袁先生说：“秦始皇陵的面积，目前所知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陵园西边有小型马厩坑，东边有修陵园人的墓葬，北边有动物坑等，距离秦始皇陵封土都很远，所以兵马俑坑在帝陵东墙千米之外非常正常。陈景元则反驳说：多少年来，只要在骊山附近出土的器物，都被指定为秦始皇的陪葬品，本身就是很不科学的。

　　“56.25”陵区的认定，从未过有科学的论证。《秦始皇陵考古纪要》明确地说，56.25平方公里确定的前提是，在代王镇上有一处秦始皇陵东门遗址。袁先生自己都承认“这仅是一种推测”。陈提出反驳说；这“56.25平方公里”，只是当前国土、规划等部门划出的一块“建设用地控制区”。如果将它曲解为秦始皇陵当年的陵区范围，只能说是袁先生的判断出现了大错误。


    袁先生说：“俑坑中的车轮距一般都是1.9米左右，即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天下也有不同类的车，有辇车、战车、独轮车等之别，不同类的车当然车轨不一样。再说，‘车同轨’制实行的如何，还是未知数。”陈景元说：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看，只有一乘战车的轨距为1.8米，其它车轮由于毁损严重，无法测得。俑坑轮距一般都是1.9米左右，又是从何说起？

　　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教授，在他《秦帝国史》一书中，明确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下令‘车同轨’，统一车轨，使一车可通全国。”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难道，以酷法著称的秦始皇，对于“车同轨”的制度，只是挂在嘴边，当作口号喊喊的？


袁仲一说：尚什么色，是以某种色为贵，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历代的舆服志中反映得很清楚。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的衣缘，能说这些不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吗？陈景元反驳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秦代周德，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这正是秦王朝的一顶最基本国策！

　　以铜车马坑的蓝色，去否定“尚黑”制度，是靠不住的。从几十万字的《铜车马发掘报告》中，对它的主属，并无半个字的论证。陈景元写过一篇15000字的《铜车马不是秦代之物》的论文。一国之君崇尚的服色，居然没有人能去响应，不该去科学地考证一番吗？《韩非子》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这才叫做王者真正的权威呢！


   《西安日报》的文章说道：袁仲一则笑笑应对，在俑坑中发现的陶字，应是“脾”字，非“月”与“卑”，而对方把一个字拆开，并不顾字顶端的断裂线，把“卑”认作“芈”，是欠妥的。“脾”字只是制陶者名。《史记》中记载：“（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具体就在今天的洪庆一带，与俑坑风马牛不相及。显然，袁先生是在讥讽对手！

　　陈景元则说：宣太后葬西杨附近，有《史记"正义》“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史料为依据。《秦俑学术讨论会纪要》曾宣称：这是陈景元误将骊山的位置，判读为宣太后陵的陵址。其实，《史记"周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此时此刻，还有什么理由，再继续坚持说“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难道与宣太后陵的位置无关？


    谁说汉字不能拆开？有的汉字，由上、下两个单字组成；有的汉字，由左右两个单字组成，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合体字，合体字的字形，本身就是可以分解的。有人认为，刻在陶俑上的，都是“陶工”的人名，这並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从《一号坑发掘简报》列出的382种陶文看到，有的刻地名，有的刻数字，有的刻名号。当时，想怎么刻就怎么刻，这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根据《金文编》、《古籀汇编》等古文字资料，将那个陶文读为“芈、月”是有充分根据的。而读为“脾”字，却找不到任何古文“字形”上的认定依据。因为，任何一种古体“卑”字的写法，都不与俑坑陶文相似或者相近。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教授，也曾著文明确地指出：“陈景元提出了铁兵器问题，以及对于陶俑上的陶文，重新释读为‘芈’字，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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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惊世界的兵马俑坑归属争论：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还是“秦始皇”的陪葬坑？我国顶尖文史学者、考古专家袁仲一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建筑学学者陈景元智慧大碰撞。

　　这一段时间，《时代人物周报》、《楚天都市报》、《凤凰卫视》网站以及台湾等地的媒体接连报道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陵的，而是其祖先“宣太后陵”的这一新闻。消息的发布者，就是我国建筑学学者陈景元。随后，自兵马俑被发现就一直主持考古发掘达数十年之久、被誉为秦始皇兵马俑之父的“国宝级”老专家袁仲一，对此一一予以辩驳，形成了让国内外学人大开眼界的学术争鸣大观。


    在厘清这段时间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学术争辩前，人们有必要把事件中的两位主角作个认识。

　　陈景元，我国建筑学学者，1961年就曾与大学老师抵达骊山脚下，研究当地规划、历史。兵马俑坑1974年发现后，其人就一直在思索研究秦陵及其陪葬坑。现有60万余字的秦陵及其陪葬坑的学术专著，因其不断发表对秦陵及其陪葬坑的独家之言，其名字屡屡出现在国内外知名媒体和学术杂志上。

　　袁仲一，自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以来，就一直主持秦始皇陵园及兵马俑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前后发掘了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等陪葬坑及墓葬500余座，以及200余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和始皇陵的三道城垣等，出土文物10万余件。袁仲一博览诸多中外典籍，论述著作颇丰，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考古观点与见解，是斐声海内外的“国宝级”考古专家、文史学者。


    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兵马俑距秦始皇陵封土的直线距离是1500米，“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而陈景元称，秦时的“三百丈”只有690米，在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之外的兵马俑，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呢？

　　袁仲一说，秦始皇陵的面积目前所知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陵园西边有小型马厩坑，东边有修陵园人的墓葬，北边有动物坑等，距离秦始皇陵封土都很远，所以兵马俑坑在帝陵东墙千米之外非常正常。至于“三百丈”记载，都是古人的约数，不能与今天的长度标准来换算。


    兵马俑博物馆称，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令陈景元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俑坑中的车轮距一般都是1.9米左右，袁仲一说，然而，即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天下也有不同类的车，有辇车、战车、独轮车等之别，不同类的车当然车轨不一样。再说，“车同轨”制实行的如何，还是未知数。



    陈景元说，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但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

　　袁仲一说，尚什么色，是以某种色为贵，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历代的舆服志中反映得很清楚。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的衣缘，能说这些不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吗？


    陈景元认为，俑坑是秦始皇高祖母秦宣太后的陪葬坑。据《史记》记载，芈（音：米）氏宣太后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而且兵马俑的位置与史书记载的宣太后的墓葬是非常接近的。陈景元说，他在兵马俑武士身上还找到了“芈”的繁体，这更加证实了陈景元“兵马俑与宣太后有关”的想法。

　　袁仲一则笑笑应对，在俑坑中发现的陶字，应是“脾”字，非“月”与“卑”，而对方把一个字拆开，并不顾字顶端的断裂线，把“卑”认作“芈”，是欠妥的。“脾”字只是制陶者名。《史记》中记载：“（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具体就是今天的洪庆一带，与俑坑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