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啥逼自己

听闻又有学生和老师打起来了，进了医院，家长和学校闹得不可开交。想想这不过是自己中小学时代司空见惯的事，现在的零零后竟如此担待不起。身为教育工作者的老妈说得好：“不打不成材。老师不打你，你哪能有今天？”从私塾先生的戒尺到现代学堂的罚站，中国的老师们似乎总是秉承“先苦后甜”的原则，相信“今天对你严了点，是为了以后有更好的前途”。

先不置可否，笔者身为“好学生”，从小到大被家长和老师体罚的次数算是少的。一年级，因为小手扒不开琴键让老妈打断了一条筷子，从此被证明头硬，或是橡木筷子实在不堪一击。音乐细胞明显营养不良，家里也就没有继续施压，只好和我的雅马哈和贝多芬之路说拜拜。

初中三年，应该是挨打最多的时间段。我们的班级教师配备是“黄金组合”，每一位都兢兢业业，视学生之进步为己任。尤其是班主任，除了将自己的数学课教得一丝不苟，对于其他学科的监督也细致入微。某次课间，正和同学玩得没头没脑，却逢班主任来抽查生物作业，一翻书包，才想起这项作业是既没带也没写，恍如晴天霹雳。或许是因为初犯，老师宣布有两个选择：即刻回家取，或是中午留校写检讨。我一个箭步冲了出去，跑到校门口小店就给老妈拨电话，终于在十分钟后领到了一份在寒风中乘着摩托远道而来的《基础训练》。翻开作业本，答案果然没有像童话故事里一样跃然纸上，校传达室的老大爷看我可怜，把自己看报纸的桌子腾出来，给我一支铅笔补作业。冬季的北风凉嗖嗖地从脖领里灌进来，原来是出来得太匆忙，围巾忘了带。校园里寂静无声，许多教室里明晃晃的白炽灯，像是老师严厉的眼睛。我加快了写字速度，尽管落笔都不知所云，不久就泪眼朦胧，这时上天给我派来了一位“救星”——“XXX，老师让你回去！”班上一位有点神似蜡笔小新里的“阿呆”的同学，远远地在台阶下面叫。“可是我作业还没做完！”我抹开鼻涕眼泪焦急地说。同学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来，开始一板一眼地教我题目，当时的我，心里竟然还在可恶地想：讽刺啊，平时成绩在头三的我，竟然沦落到被二十名同学指导的地步。

好不容易把纸填满，我跟着“阿呆”同学回教室。站着的同学想必之前选择了第二项，正低着头挨骂，一边在心里数着上课铃打响还有几分钟。老师的眼睛里闪着怒火，看到我这霜打茄子样却也就再没追究。交上作业本，我在位子上蔫了一整天，脑海里全是“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凄美旋律。

苏格拉底说：一个聪明的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沟里。我没掉入忘性大的河沟，却在初二第一次物理考试上翻了船。64分，确实也是没复习好，正中物理老师的下马威，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满纸不合时宜的卷子领回，瞪一眼班长同学（我是副班长），正意味深长地微笑行注目礼。就连温柔可人的同桌也老气横秋地连连叹惋。心灵上受到了打击，没想到还要经过一次肉体上的提醒。几天后的数学课，班主任宣布分数低于70的要挨鞭，少几分就打几下手心。看到前面的同学一个个鬼哭狼嗥，我也不禁为自己的六下开始惴惴不安。还好，老师摇了摇头，给了我毫不留情的三大板。适逢那天没吃早饭，我觉得自己都快被打散了。下课后，忙不迭地把书包里压扁的面包拿出来一番狼吞虎咽，还有同学调侃说：“XXX，你是不是化悲痛为食欲喔！”想骂人又骂不出，端着青肿的左巴掌生活了两个星期，伤痛可谓是刻骨铭心。

一晃已经五年多过去了，认真负责的老班调动工作去了远方，初中唯一的一次班级聚会，却因为我在新加坡而失之交臂。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没有因为体罚而对老师不满。总是诚恳地相信，一代老师会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的影响，并非发自内心与学生交恶。就像妈妈现在会说：“孩子们压力大，没上学前已经被家长逼着学很多东西，老师何必再与他们过不去呢？”年纪大了的老教师，心态会有很大的转变，但我觉得仍旧不是“过不去”这么简单。中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青年才俊，创业奋斗者，总是把“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挂在口边，多吃苦，才能有美好的明天。不就是这样的思想，让岳飞母亲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忍痛割爱将亲儿之背刻得血淋淋？不就是这样的思想，让勾践卧薪尝胆，让西施忍辱负重？不就是这样的思想，让武士道和忍者遵守残忍的准则来生存？可是，在这一系列气壮山河的背后，有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思考，难道真的只有一味地逼自己，才是最好的出路？

现在虽然有很多改革，但都不够放心大胆，总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倘若有这样一片试验田，老师与学生能真正和谐共处，孩子不去学不喜欢、不必要的特长班，他们的学校表现不再以成绩和排名来衡量，与师长的交流不再包含体罚。这样培养出来的少年的未来，会不会就比狠压猛打下成长的那一部分差？万一不是，现在的我们，何必又将自己逼到愁眉苦脸，山穷水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