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戴玲的《重头再来》以及吴明标的《另类的渴望》

第六届文代会期间，昭通文联的秘书长沈洋拿了08年第1期《昭通文学》给我，很大气的刊物——恐怕是全国州市级刊物中绝无仅有的——280个内页，装帧不亚于《十月》、《当代》，甚至更朴实一些。

读了戴玲的《重头再来》和吴明标的《另类的渴望》。（还会一篇一篇认真读下去，还会掏心置腹地写点文字）

两位作者我都不认识。十年前在《昭通日报》当编缉，当时的“新锐”们：吕翼、沈洋、王昭荣、刘平勇、尹默、尹马、刘建忠……如今都成了昭通文学的领军人物。看到新人不断出现，真是很高兴，感觉“昭通写作部落”在不停地壮大，让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底气十足。

先说《重头再来》。

仅从小说的手法和内容来看，作者男女莫辩。小说最可贵的地方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写出了几个让我的阅读经验相当吃惊的人物。女主人公玉芬因为受不了父母折磨而自杀的弟弟，成为玉芬心中永远的野兽，从而放弃自己的女性角色，穿上男装抽烟喝烟的“玉公”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形象，一段小恋情也写得如同玉石“玩件”般温润可爱。更重要的是玉芬的父母，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骂过父亲的（比如张楚之《姐姐》），有骂过母亲的（比如前两三年前红极一时的《英格力士》），但从来没有过逼死儿子，又追杀两个女儿要钱的父亲，这样的人物让我匪夷所思却又入情入理，相信不是作者的虚构，如果不是亲历，至少是真切的耳闻，可惜这对老宝贝在小说中突然语焉不详失踪让我耿耿于怀。离婚的结局落入俗套，故事进入高潮却嘎然而止，写作是需要耐心的，我们常说“无边无际的叙述”——总的来说，故事刚刚开头，如果作者有耐心“折磨”自己的想象力，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写成一个很卖座的电视连续剧。

忠告作者：写作是对想象的极度挑战！人物性格出来了，人物关系出来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了！关健是不能失去想象和叙述的耐心，往前走吧，哪怕跌跌撞撞，一路摔跟斗，说不定摔出来的就是一个小草坝，一个黄连河。

再说《另类的渴望》。

这是一篇一开局就让我吓了一跳的小说。

它正面说到了强制结扎。作者敢这样写，《昭通文学》的兄弟也敢这样发！这就是昭通人的血性！

这是一个十年前我当乡村记者时就明知的事实，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种事实作为小说的素材，因为我很清楚，触到体制痛处的东西是不可能被发表的，于是我放弃了。

让我更惊奇的是，作者没有把这种“痛处”津津乐道，而是由此引向人的内心深处，引向“另类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题不对文”的标题恰恰是绝妙的。

这就是我的昭通老乡写作者们，他们写作着并快乐着，他们勇敢着并一往无前着，没有什么“体制”之类的石头能够砸破他们的脑袋。正是他们，用他们的文字纪录了某些人（包括我在内）不敢纪录——并以不屑纪录来逃避写作良知挎问的——那些最为真实的大地的尘土。

遗憾的是文字。

同样是一篇没有叙述耐心，或者说不敢面对叙述的耐心，或者说没有耐心叙述的能力的小说。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读托马斯·曼的《魔山》，尽管翻译让我们嚼的是别人嚼过的馍，但这部几乎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小说仍然让我看到了小说的力量——那种抓住细节，抓住叙述对象的特点开始叙述的力量，那种烦琐的却不时打扰我们灵魂的哲学的力量。文代会期间，有一天晚上与杰龙老弟喝酒谈文学，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共识——小说是故事吗？或者说，小说仅仅是讲故事吗？这些年，我们在鼓噪小说“回归故事”的路上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些？甚至还有一种文化虚无论，认为读书不如逛乡街子，作家经过独立思考后通过作品传达的哲学底蕴，不如老百姓一句“以前要布票的时候，女人穿得太多，如今不要布票了，女人穿是太少了”来得真切。我强烈地抵制这种“文化虚无论”，我承认，人民中有太多的智慧，但我们恰恰忘记了，如果没有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如何能理解“穿多穿少”的幽默所在？你指望一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为这样一句“老百姓”的话去发笑么？

话扯远了。

本来，《另类的渴望》打算追问人性，因为作者的耐心不够，最后写成了一个闹剧。

我的老乡们不缺乏生活，不缺乏勇气，不缺乏写作的快乐，但他们太快了，他们在叙述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我能看到他们一路狂奔踢起的尘沙，以至于我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容，甚至无法辨识他们的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