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与甜蜜交织的读写生涯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有言：“勤劳即似一休闲，操作同是一娱乐，融成一体。非于勤劳操作之余中，来别寻一休闲娱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乐意从事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但近年来，我的中短篇小说，无论是创作还是发表，都少了许多。我想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机缘。我始终认为，一部成功的中短篇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之作。这种机缘，通常于某些个天人合一的瞬间，借喻于一个黎明时将醒未醒的残梦，附着于一抹回眸时流转的眼波，一个地名，一个音节，一片叶子，一星烛火抵达叙述者敲打键盘的双手。然而，让我无法不感到惶恐的是：便捷的交通、通讯，一键可求的资讯获取方式，浪花般飘浮于交际、应酬、公务场所的话语系统，以及垂手可得的书籍、影碟，让我正在失去这种获赐机缘的敏感和脆弱。现实生活正以某种表层的瑰丽多姿扼杀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汽车、电脑、手机，这一切快速运动的器物与信息，迫使我忽略面孔、表情、欢笑和泪水；温泉、空调、大屋，正在变成我的另外一层皮肤，隔绝了尘土、温度、雨雪和阳光，它们使观察和体验变得冰冷而不可靠，而我的叙述也正在丧失通过细节抵达心灵的力量。我担心自己像一个穷人，每写一个短篇，就花去我一个铜板；更多的时候，我担心自己无法恰当地叙述，我为我作品中的不清晰以及不可靠深感愧意。我很清楚自己模糊的叙述扭曲了那些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二是阅读。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正让我渐生恐惧。少年时代的阅读更多的是寻求“导师”，我通过阅读去模仿和学习大师的叙述，偶尔，当我在大师的作品中邂逅与自己的叙述似曾相识的文字，我能够体会到发自内心的狂喜：原来大师也是如此！这样的邂逅让我欣然，坦然，让我大笑，让我歌唱。年轻的叙述者因为这种似曾相识而雄心勃勃。后来我开始害怕这样的邂逅。当我已经习惯了某种叙述方式，或者说正在形成某种个人的“风格”时，重读大师，我惊惧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正在成为大师的影子。更可怕的是，我很清楚，影子只能是影子，它从来不会是大师本身。是站在大师的肩头，放眼辽阔的远方以抵达心灵更幽昧的深处？还是绕开大师，另辟新径？或者就让自己渐渐瘫软，心甘情愿地做一张倒伏于地的影子？这是一个问题，是每一个叙述者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都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

苏东坡有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作本身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想，我必须从“写作”的迷宫中跳出来，回到“学以成人”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看清庐山的真面目，而所谓的“真面目”，无非就是叙述者的“一己”而已。古希腊哲人说：“认识你自己”，在他们那里，“自己”是一个可以被“自己”认识的客体，而在中国先贤看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通过学习达成“一己”的过程，在我们这里，“自己”是一个主体与客体浑然天成，个体与群体水乳交融，日新日新又日新的生命整体。

我想自己应该慢下来，静下来，逐渐从所谓“作家”的社会角色回复到“书生”的人生状态。《大学》有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钱穆先生有言：“逐步得其止，又可逐步再向前。则止处即其起步处，止即无止……谓之中庸之道。”我希望自己在动极而静静极而动的阅读体验和感官体验中触及叙述的天籁。我预感到那是一种大欢乐。

博尔赫斯用这样一段文字结束他的小说《另一次死亡》：“可怜的达米安！他二十岁时就被死亡带到一场可悲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战争和一次自家的战役中，但获得了他心想的东西，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也许是他最大的幸福。”

就我交织着惶恐与甜蜜的读写生涯而言，博尔赫斯已经预言了我的宿命。

此文发表于《滇池》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