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跨在机动车上的人只能关注他飞驶中的现时瞬间；他被劫持在一个时间的片断中，与过去和未来割裂开。他被从时间的连续性中强扭出来，他在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在一种狂喜的状态。”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中这几句话可视为对当今中国“速生城市”建设者们工作状态的概括。这是一种在高速运转中陷入自我孤立的状态。在其中人们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也不可能周全地设想未来，他们仅仅沉浸在现时瞬间由速度带来的狂喜中。同样，今天很多试图思考、谈论中国“速生城市”的人也陷入一种孤立状态：他们认为“速度”是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独有的现象，而与世界现当代城市建筑的发展无关。这两种孤立状态使很多人在参与和评估中国“速生城市”现象时丧失了参照系，要么孤芳自赏，要么顾影自怜，很难再展开有穿透性的思考。

如果说现代性是指“短暂、易变和偶然”（波德莱尔），如果说“速度”是任何一个社会经济、技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维度，那么今天中国建筑发展被“速度”所劫持的文化状况，除了其众多特殊性外，也一定蕴含着某些普遍性。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将中国这种状况放在世界现代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来帮助我们自己定位和调整步伐。

今天一些中国建筑师关于放弃城市－建筑的恒定价值，任凭它们在经济波动中“速生”或“速灭”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激进想法。其实早在1910年代，大力赞美“速度”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们就已经宣称：“我们的房子将比我们持续得时间还短，每一代人将不得不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而今天的我们理应比一百年前的他们更成熟些。我们今天在读他们当年勾画的未来城市时，很难相信那些势必耗巨资才能构筑起来的宏伟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摩天楼群，一旦建成，是能够或应该在十年后轻易地夷为平地，一切再重新来过——这完全违背我们今天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常识判断。

在另一方面，未来主义教给我们的政治课则更为深刻。别忘了，《未来主义宣言》是以一场飚车和车祸开始的，它预言了接下来二十世纪中人类追求现代性的一种典型历程：狂喜之后紧随的通常是毁灭性的灾难。事实上，正是未来主义者们那种企图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于一夜之间实现现代化的急切心情，驱使他们毫无保留地站在当时崛起的法西斯的专制政治立场上，积极投入战争，将自己和该艺术运动的生命断送在战场上。以发展为名义，以速度劫持政治，胁迫大众放弃理性思考和公义原则，共同朝向一个不明目的飞奔，往往会导致威胁人类生存根基的灾难——这种政治悲剧已经在二十世纪上演多次，实在是我们应该好好吸取的惨痛教训。
 

从1920年代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构想，到1950－60年代欧美战后大规模的城市重建，都可以说是应对“速度”的产物。其中大量失败的教训，如对传统城市肌理的破坏，和大量反人性城市空间的产生，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历史教材。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用他们曾用过的城市发展模式，在重犯他们已经犯过的错误。

活跃在1950－60年代的“十次小组”（Team 10），也许是西方现代建筑史中最后一批真正关心城市问题的建筑师。之后在70－80年代，西方很多建筑师们过于专注于形式美学，从社会物质实践中抽离出来，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职业边缘化。1990年代西方建筑学重新兴起的谈论都市主义、基础设施、甚至政治、经济的兴趣，显然是一个反弹。其中的代表人物库哈斯身上体现出一种深刻矛盾：一方面仍保留欲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精英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又悲切地认识到今天建筑师在政治经济体系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下往往仅能扮演一个消极顺从的小角色而已。如同Robert Musil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化危机的界定是产生大量“没有质量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库哈斯对我们当前生存空间状况的界定是“垃圾空间”（Junk Space）——无限繁殖的没有质量的空间。

在当前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主导下，在速度驱使下，我们似乎注定要制造出、要生存于“垃圾空间”。而我们中国建筑师，自90年代以来，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空间”生产者。

在我看来，其中的危机不仅仅是产品“数量压倒质量”的文化危机，更蕴含着社会、政治、生态等多重危机。如果仅仅沉浸在现时瞬间由速度带来的未来主义式的狂喜中，谁能保证我们可以避免下一步随时会出现的未来主义式的车祸？

（本文是2007年12月“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中“速生城市”论坛中的发言摘要，发表于《时代建筑》200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