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个怯懦的人，这点并未因时间而有丝毫改变。与此同时，却缺少如履薄冰的精神，只好解嘲的告诉自己，原来我什么都不想要。我逆来顺受，以放弃为武器，但对于我这种坚持君子不器精神的蠢货，放弃也不存在太大威胁，于是颠沛流离，于是具有强烈的记忆，并在一遍遍回忆中修改历史记录，于是我成了一个自HIGH的人。

    你的兴奋，没人可理解。

    十一期间，回老家住在了表妹的空房子里，她这会儿还奋战在怀孕第一线，已经没时间看一眼表哥了，我翻着她书橱里的杂志——小学老师的爱好，停留在几本教育学书籍和《读者》上——她似乎是唯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又颇有些故事的同辈亲戚。

    上小学那会儿，妈爱去姐姐那儿，我也因此常能见到她。后来大姨夫无意中对父亲说，我们做不了亲家，可别成了冤家。回家路上，父亲对母亲说，我想他可能误会什么了，以后我们别再来了。之后，我就只能在每个年初二或姥姥姥爷的寿诞见到她。

    在妈眼里，表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她形容一个女孩长得漂亮，就会指着我说，那女孩长得和他表妹似的。当然，这很有蛇鼠一窝的嫌疑，就像她对舅舅和自己侄子们的偏心一样不足取信于公道。我不知道她是否漂亮，因为她是我表妹，我对亲属会失去审美判断力。

    但小时候每次去姥姥家，我总会问，表妹去不去？我期盼着，带她并肩去地里挖地瓜偷玉米。我脱了上衣，把我们的收获裹在里面，兴奋着小紧张着穿过村子溜回家，即使只是几个酸枣呢，也能让我们自豪一阵子。她会指着我说，都是小涤坤干的，我只是在旁边看着来的。我笑着，跳着，对啊对啊，都是我干的。

    记得有年冬天，地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我带她转了一圈，最后钻进小铺里用存了很久的钱买了两个冰激凌分着吃。80年代时候，家里有个小作坊，专门生产皮包，质量样式都比现在法国生产的那些几万块一只的要好很多，价格却便宜的要命。我留了一个小巧的，用来存自己的私房钱，抽屉里如果有母亲遗留的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就赶紧收集到我的小包里，或许能见到她，或许够买两只冰激凌。结果那次，冰激凌没吃到，就遇到了满村子转着找我们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我偷偷把冰激凌放在身后，然后丢掉了。她也学着我的样子，扔掉了我刚买给她的。后来，我可惜了很多年，总也忘不掉那天的味道。

     人生总有些因为不够勇敢而生出的悔恨，等你长大了，就觉得自己当时做得对，再大些，就疑惑了。

    或许她已经忘了，父母频繁带我去表妹家的最后一次。那段时间，表妹得罪了邻居一个大姐，大姨告诉我原因是她给了表妹几粒糖，表妹弄丢了，还不回去，她就一直追问她。表妹总是躲着她，带我出门玩的时候也不例外。

    但我们还是被那大姐发现了，追我们到家门口，她点着表妹的额头问：我的糖呢？大姨就在门里看着，没说话；我就站在她身边，也没说话，愣愣看着。我从小被邻居家的大孩小孩打惯了，没觉得这算什么。

    后来我想，我是她哥哥，这唯一的一次挺身而出的机会，是不是应该把那大姐打一顿，哪怕我也是被一巴掌抽回来呢？沉默，无疑避免了连锁反应和更大动荡，给大人们省了不少麻烦。是的，是的，他做对了。但那个年轻的孩子，竟没有一点气盛。

    在那个年龄，或许错的就是对的。

    再没机会勇敢一次了。

    倒数第二次记忆是她结婚的时候，我擎着妹夫的单反给同一群人接连拍了几张照，他们笑了，他们说，好玩么，没见过这样的吧？表妹在人群里尖声说，别胡说，我哥是记者。最后一次记忆是去年年初二，我在姥姥门外放炮仗给她看，钻天猴呼啸着飞上去了，她笑着说，你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