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批转了发展改革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积极推进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择机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研究将部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但是，能源价格会牵动老百姓的神经，我国决策者对涨价也十分敏感，总是先由媒体披露涨价，再由相关部门做出解释或者辟谣。媒体对涨价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恰恰就说明了公众对涨价的敏感性。

　　那么，改革是否就意味着涨价？历史的原因和目前能源供需的现状，都比较明确地表明能源改革可能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而能源价格是抑制需求、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的关键手段。

　　我国目前仍处在发展转型时期，能源行业基本上都是国企和垄断，改革和提价，多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但是，如果每次改革提价都演变为供需的“博弈”，那么，社会的和谐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效解决能源矛盾的长效机制，需要建立透明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否则能源价格、企业运行和投资都将充满不确定性。权衡往往会使决策滞后，造成经济社会损失，这正是价格机制的重要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建立价格机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涨价，在机制设计上，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方式来影响价格水平。比如成品油价格，可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利用补贴将价格维持在某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能源价格机制可以与能源补贴共存。能源价格机制需要考虑实际支付能力，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不是说所有的消费者都必须支付相同的市场(国际)价格，承受能力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的，此外，还有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政府对某个消费群体和某个需要鼓励的行业进行补贴，是必须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补贴的设计应当合理并有利于向市场化过渡。

　　其次，透明合理的价格机制，可以鼓励民营参与能源投资，提高行业效率，是降低成本和价格的重要因素。在目前国企一家独大和价格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投资放开还不足以吸引外资和民营的进入。例如，电力发电侧已经对外资和民营开放了20多年，但我们并没有看见外资和民营的大量进入，反而看到的是外资变现的退出。国企的高度集中是能源行业许多问题的根源。除了资金来源，要提高行业效率，也必须要有民营企业和外资参与，由于民营利润最大化，也就是成本最小化，他们的进入或许可以为能源行业设定经营底线和必要的财务纪律。

　　最后，即使改革能源价格机制，政府也不会让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对于电、油和气价这些基本消费品，政府不可能，也不会置身事外。

　　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快提高能源价格不一定会起到节能的目的，反而可能会使老百姓寻找有害于环境的能源替代。比如说，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可能会迫使老百姓采用薪柴来供热。因此，能源价格是否在百姓的承受能力范围内，是否会影响到基本用能的保证，都是政府在价格机制设计中应当考虑的。

　　另一方面，能源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影响稳定又影响发展。我国是一个由于社会稳定而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反过来又用经济快速发展来保证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治社会稳定所提供的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商业环境是快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对于现阶段来说，社会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当稳定受到威胁时(如涨价)，为提高竞争和效率的改革和涨价往往都会很慎重。

　　缺乏价格机制的政府定价，对于公众来说，是一笔糊涂帐，加上我国能源企业既是垄断的又是国有的，因此，公众认为企业应该从自身分配机制的改革入手，而不是把生产成本的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公众理解涨价的前提是价格机制可以保证能源企业的成本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