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伯强

GDP可以根据历史增长情况进行预测。

A. 方法
环境影响的量化计算大至可以分成四个步骤：(1) 主要环境因子或者污染源的识别和分析； (2) 对每种环境因子进行筛选； (3) 对影响较大环境因子进行货币量化； (4) 量化环境效益（成本），并纳入项目的经济分析与决策中。在讨论具体步骤时， 本文以能源项目为主. 但一般原则可推广到其它与环保有关的项目.

就某用煤炭的能源项目说， 第一步涉及到对锅炉或其它设备所用煤炭的成分分析和工业分析，包括对煤炭的热值、总水分、固有水分、灰分和挥发分进行的工业分析和含炭量、氢、氧、氮和硫的元素分析。下一步就是根据这些环境因子的影响程度进行筛选，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人类健康、人类福利、环境资源和全球环境影响四类。在各种影响中，下列影响是比较主要的：

影响人类健康：常规污染物(PM10， SO2， 和NOx)使得人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

由PM10， NOx 和SO2排放物构成的微细粉尘：健康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那些足够细小且能被人类吸入肺部深处的微细粉尘(称为PM10)。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PM10包括硫酸盐和硝酸盐、酸以及其它化合物组成的悬浮微粒，它们的影响包括使人类寿命缩短和慢性或急性肺病。

影响人类福利：PM10， SO2， 和NOx等空气污染物使得能见度降低并对物品造成破坏。

影响能见度：工厂直接排放以及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气态排放物形成的粉尘微粒（直径低于2.5毫米）会降低能见度。

影响建筑物和材料：粉尘微粒和二氧化硫形成的酸沉降会破坏材料，这些破坏包括表面污浊、表面侵蚀、发热、涂层剥落、金属和电子器件的腐蚀和氧化、发乌、纤维弹力的降低和建筑物及纪念碑的脆化等。

全球环境影响：众所周知，环境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项目所在地或所在国，而且对全球环境都有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代价可以采用国际认可的估计数据。

第三步是对这些主要环境因子的环境影响进行价值评估。在恰当评价主要的环境因子及其对人类健康、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后，下一步就是评价这些影响的经济价值(货币化)。在第三步中，根据离项目距离的远近分成三个受影响区域分析主要环境因子的环境影响：本地（30公里以内）、邻地（30~100公里范围）和远地（100~500公里范围）。每个区域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可以从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得到。尽管环境影响评价时的区域划分会影响评价的结果，但这种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每个区域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但是，为了确保不同项目投资决策的可比性，有必要为不同项目确定共同的区域范围。气候变化是指因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而使得地球气候发生变化。可以采用简单方法来估算因碳排放而给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由于世界上任何地点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应当认为每单位碳排放都具有相同影响。然后就可以采用效益转移方法来量化环境成本/环境效益。在引用美国研究成果并调整成应用在中国的数据时，需要进行三项调整：(1) 美国和中国GDP的差别； (2) 将价格水平调整成不变价格，(3) 美国和中国医疗费用水平的差别。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可以并入GDP的调整。

第四步是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通常需要采用价值上限和下限分别进行分析，确保分析结果的合理性。这里假定先有一个好的经济评估模型. 对项目的有意义的环境影响评价只能是基于一个好的经济评估模型来进行。通常采用对每个子项目或整个项目的经济内部收益率都进行计算。项目的效益包括替代燃料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高，根据“有项目”和“无项目”情况下的差别来计算。在经济内部收益率计算时包括了本地环境效益。分析也提供如果将全球环境效益包括在内对整个项目的经济内部收益率的影响。采用效益转移方法有其局限性. 主要由于它采用纵向转移方法，假定每单位污染物排放的代价是相同的[1][6]。对不同收入的人群来说，环境破坏的成本和医疗成本是不同的：对高收入群体通常每单位排放的代价要比底收入群体更高一些。即存在着一条收入与每单位排放的代价的曲线. 这条曲线需要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才能得到. 目前中国没有. 这使得计算中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项目的环境影响，因此，在诠释这些计算结果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B. 数据可获取性

数据的可获取性通常是不进行环境影响量化分析的原因或借口之一. 其中比较难以得到的是污染物单位排放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单位代价(收入与每单位排放的代价的曲线). 理论上，这一数值需要基于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才能得到。中国至今尚未作大规模的环境影响的入户调查. 就单个项目而言是不可能的， 这是由于作大规模的入户调查需要大量资金与人力支持. 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基于其它国家的入户调查研究成果进行数据调整后得到中国的结果。除此以外，数据可获取性的实际情况可能是，项目在不同情况下的数据和不同来源的数据可能相差非常大。一个极端是，对某个变量，可以查到大量可靠的跨行业或多年的历史数据；另一个极端是，另外一些变量只有有限的几个数据点（比如可能的最小值、平均值和最大值）.通常分析人员在项目准备时最希望得到的一些数据， 大部分情况下是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包括根据不同运行条件、预测水平、输入和输出价格水平调整得到的运营状况的预测和现状。我们不可能预测某一变量在未来某一时间的准确值，但将这一变量未来的真实值界定在某一范围内则是可能的。人口密度、人口数、人均GDP和GDP增长率的相关数据可以在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上找到，但是，需要将这些数据根据不同受影响区域的公里范围调整到本地、邻地和远地范围内。此外， 以前项目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也是环境分析重要的参考来源。

C. 决策判据

项目分析人员提交给项目决策人有关项目的额外信息（考虑环境效益以后项目的回报情况），然后项目决策人员就可以对他所作出的决定进行相应修改。最终的决定仍具有主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方对环境影响评价的态度. 除非政府明确规定了环境相关标准和遵守与违反这些标准后的相应奖励和处罚， 私营投资方会较少或不关注项目的环境影响情况， 选择那些高回报的项目。对于需要政府批准， 审核的项目， 政府的有关部门则可以比较好的控制. 总之， 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通常可以采用这样一些决策判据：

如果考虑项目的本地环境效益/环境成本以后，项目的净现值（NPV）为正（或高于某一规定的经济内部收益率， 如亚洲开发银行采用的社会折现率12%），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考虑项目的本地环境效益/环境成本以后，项目的净现值（NPV）为负（或低于某一规定的经济内部收益率），项目是不成立的；

如果项目A和B具有同样的环境影响，并且项目B的回报要高于项目A的回报，就应该选择项目B；同样，如果两个项目的回报相同，而项目B的正环境效益高于项目A，也应该选择项目B。在项目的主要环境效益/环境成本难以量化计算、只能定性判断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非常适用；

由于项目的环境影响量化计算还包括二氧化碳排放物的计算，在选择项目时还应考虑项目的全球环境影响。但是，许多投资方认为全球环境影响并不是他们眼前应该关心的问题，在对项目做决策时，是否考虑全球环境影响仍存在争议。因此，是否包括全球环境影响取决于投资方和政府的意见。此外，《京都议定书》议定书的生效，意味着国际碳交易市场成为一个合法的、实际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将可以正式交易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议定书生效意味着清洁发展机制（CDM）将从早期执行阶段转向完全实施[2][7]. 如果一个项目的CDM效益可以确定， 二氧化碳排放物的计算所得的全球环境效益应该进入项目决策.

对关乎国家环境战略和影响特定群体/人群的项目，在进行项目决策时，应该考虑这些影响。对于与扶贫相关的项目，这个问题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