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从梦境变成现实，历经数十年论证，可谓命运多舛。

无论历史将会如何评判其功过是非，一座举世无双的宏大工程经过10多年建设，已巍然耸成新中国的骄傲，耸成全球时代性的建筑标志。

三峡工程，是中国唯一一个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批准兴建的物质大坝。它的划时代意义远远超过工程本身。作为项特大型工程，它又是体现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峡工程是全国人民的工程，是全民族的工程!

追溯三峡工程史实，回味着“百年梦想”，作为三峡新闻人，我可从自豪地说：在三峡“上马”的特殊年月里，我有幸与一位长者发现了两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有幸在小报《葛洲坝报》披露了两则堪称三峡之最的大新闻!

两个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他是最早提出在三峡筑坝的中国人；另一位是电气工程师恽震，他是世界上最早拟定三峡工程计划的中国人。

可以肯定地说，在1984年11月底以前，公众都不知道孙中山与长江三峡有什么渊源。

当年11月27日，《湖北日报》突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孙中山先生主张开发长江三峡》的消息。该消息称：《葛洲坝报》最近发表了水电部朱成章写的一篇文章《孙中山与三峡水电站》。文章指出：孙中山先生早在60多年前，就积极主张开发长江三峡。

《湖北日报》此消息一发布，顿时引起轰动，全国媒体竞相转载。

人们也许奇怪：这样的稿子，咋会最先在葛洲坝电站的小报发表呢?

说起来，这就是机缘一一

1984年春，我被借调到创刊未久的《中国电力报》副刊部协助工作。当时副刊由南文正和唐被南负责，还有一位负责科普的袁有春。这期间，我有幸结识了水电部计划司的朱成章先生并与他成了朋友。他当时是水电处处长，对全国水电建设尤其是三峡工程争论情况较为熟悉。稍后，我负责筹备编辑出版一本《中国电业史话》的书，便向朱先生约稿。记得他当时就写了一篇《中国最早的水电站一一云南石龙坝电站》的稿子。有一天，朱先生来到报社欣喜地告诉我说，他在历史文档里查到一桩史料，证实孙中山先生为提出开发长江三峡第一人。我说这是个好东西，你赶快写个稿子，最好附上孙中山先生那篇文章的原文影印件。朱先生说稿子已写好，影印件也带来了。我喜出望外，立即推荐给社领导。或许是人微言轻吧，报社没当回事。

几个月后，我调至葛洲坝电站报社工作，因心里掂出朱成章先生这篇文章的份量，未经他许可，便在《葛洲坝报》一版全文发表了《孙中山与三峡水电站》这篇文章，并配发了影印件。没想到，《湖北日报》通联部的人慧眼识珠，居然在相互交换的报纸堆里发现了“金子”，并很快在头版显著位置转载了朱文，使“金子”大放光芒。

另一个人物及其史实的发现，也是朱成章先生的功劳。我只是充当“二传手”的角色。

众所周知，三峡未开工前，我所在的葛洲坝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地方。朱先生得知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很高兴，更加增添了对我这个小朋友的信任。时隔不久，又给我寄来了一大包东西。我打开一看，如获至宝，高兴得跳了起来。

1985年1月9日前，人们都认为，最早拟定长江三峡开发计划的是美国坝工专家萨凡奇。 

其实不然。朱先生送给我的是一个可纠正历史错误的文献，它可证实最早拟定长江三峡开发计划的不是美国人萨凡奇，而是中国工程师一一恽震。为此，他写了一篇《最早拟定长江三峡开发计划的是中国人》的文稿，并附有恽震等人当年考察勘探设计的计划书影印件。

我当即又在《葛洲坝报》一版全文发表了朱成章先生的这篇文章，并配发了影印件。没几天，《湖北日报》又在二版显著位置转载。紧接着，国各地媒体均对这一史实作出了反应。我印象深刻的是，后任《湖北日报》总编的雷刚，当年曾据本报提供的线索，专程跑到上海拜访了尚还健在的恽震老先生，发表了长篇访谈文章。

说来惭愧，我是三峡新闻人，三峡工程尚未开工前，风波不断。在追踪三峡工程论争数十年的方方面面，留下难忘记忆的只有主战派代表人物钱正英、林一山、张体学、李伯宁和反对派代表人物李锐等历史人物。主战派人物我写过文章，反对派人物李锐先生2002年造访三峡，我也曾作过专访，还写了长文，可惜至今尚未发表。三峡开工及其后建设的10年，象大江截流、明渠截流、大坝蓄水、船闸通航、首批机组发电等重大事件，我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但我除了一部全景式状写三峡工程的《石壁立西江》聊以自慰，便只有在《葛洲坝报》上编发的这两篇文章，值得回味。

因为，三峡工程己从梦境变成现实，三峡的资料浩若烟海，将来编纂三峡志，从澄清历史真相，梳理三峡史料看，我编发的这两篇旧闻的确不可以小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