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责任与失职、沉默与抗争的拷问，我无法再选择沉默。13年前那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一幕时时涌上心头——

1996年夏天，我即将从西安东郊那所学校毕业。那年4月初考完试后，我回老家县委宣传部实习。由于工作没有敲定，实习了一周，我请假回校联系工作，东奔西跑了一个礼拜，事情有点眉目后，又赶回实习单位。 5月28日下午2时30分，我到南关汽车站买了发往汉中方向的车票，上了车，坐在靠车门那排座位的靠窗位子上。天气很闷热，车耽搁了一小时才上的路。那一车几乎全是民工，他们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地板上堆满大大小小的包袱麻袋。他们身上和所带物品散发出浓重的酸臭味，气味实在难闻。

车行一小时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车厢里凉爽了许多，刚才变坏的心情又好起来。身边那位约摸20岁的民工娃早已睡着了，发出打雷似的鼾声。两个多小时后，车到周至县马召镇。那是关中平原与秦岭山地的交界处，过了这里，车盘旋上山入秦岭。这时有四个青年拦车，车停下来，司机让他们上来。长途车上下旅客极为正常，谁也没有在意，包括坐在我斜对面穿警服的一位同志。车里乘客挤得满满的，过道的行李上也坐着人。他们四个没有站在车门附近的空隙处，一个立在售票员旁边，另一个站在那位警察身边，剩下两个从过道挤到最后一排。

来自后排的一阵骚动使我下意识地转过了头。头“嗡”地一下，心“咚”地一声，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那两个光着上身的小青年，正在乘客身上乱翻，其中一个握着把明晃晃的刀子。“歹徒抢东西！”那一刻，闪过脑海的就是这五个字。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西装口袋，里边有30多元钱，又捏了捏随身带的书包，没有一个能够自卫的工具。心跳得更厉害了，他们要摸我的兜怎么办？正值全国“严打”，声势很大。他们明伙执仗，猖狂之极。我又惊又怒，脑子里只剩下三个字：“怎么办？”

后排的民工没有低抗，像温顺的绵羊任其折腾。我瞟了眼前面的司机、售票员和那位警察，他们不可能没有感觉。大家惊慌失措，他们却很悠闲：司机目不斜视地开车，售票员在和同座聊天，那位警察斜视窗外。我几次想站起来大喝一声，却软得支撑不住身体，喉咙更像塞满了茅草，终于没有吭声。只是用眼睛紧紧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暗暗问自己：“要是摸自己腰包咋办？”

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他们从我这排开始了，从左往右，自己是最后一个。那两个人乖顺地掏了钱，第三个也就是我身边这个民工突然跳起来。还未来得及张口，持刀歹徒就给了他两拳头。那民工嘴边挂着血丝，软沓沓地跌坐在位子上。非常非常奇怪，他们没有搜我的身体，连轻微碰一下都没有。在大学同学眼里，我的衣着寒酸，可在民工群里，却也惹眼。“歹徒不就是为了钱财吗，他们咋不抢我呢？”  老实说，我至今都想不通这一点。

半小时后，四个歹徒下了车，客车继续驶向秦岭深处。我一下子跳起来，挤到警察面前大声质问其为啥坐视不理，那位自称是临县某林业派出所的警察回答道：“警察也是人，我一个人怎么斗得过他们，要是你们谁能出头我肯定帮忙！”警察的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又问司机和售票员，他俩的答复是“惹不起”。

我掏出纸和笔，在颠簸的车厢里，逐一询问记录被抢者名字以及被抢钱物。车到板房子，我叫司机停车，一起到派出所报案。已是夜里1点多，又下着雨。我们把派出所的铁门捶得山响，终于有个民警开了门，听过陈述后，他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应该找马召派出所。我就在一家餐厅打了报警电话，派出所答应马上来。等警察至少得两小时，来不来也说不清，众乘客失去耐心，纷纷嚷着要走。餐厅老板是个热心人，他让我们把报案材料留下，由他负责交给派出所。没其他办法，第二天是星期一，我还得上班，只好作罢。第二天上班后，我赶写了一篇读者来信，附上证据材料寄给西安日报社编辑刘小荣老师，刘老师处理后发在了《内参》上。

 我的“笔战”竟然产生了效果：《内参》给了我30元稿酬，文章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公安机关把案子破了。我后来时常想，当时站出来制止歹徒的不法行为，结果只能这样：挨一顿揍，被捅上几刀，身上那点钱没了，最坏的结局是丢了小命。这时我会暗暗庆幸自己“选择”的理智与正确，可自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直很困惑：全车乘客司乘40多人，包括一个警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是歹徒不仅抢钱，还劫色杀人，这种不得已的“笔战”管用吗？乘客买了票，就等于和车主达成了一种协议——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包括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因为惹不起就置乘客生命财产于不顾，司乘人员的责任何在；因为寡不敌众而坐视不理，人民警察的职责又何在——我自己一味地谴责他人，自己却没有站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