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朱西久，坊间流传最广的是多年前我与他开玩笑编的一副上联：“朱西久喝喜酒喜酒猪喝”。其实还有下联：“李洪勉戴红冕红冕礼戴”，只是流传不如上联广。我俩之间经常开玩笑，尤其是在酒桌上。不仅仅是这副对联，其他的多着呢，只是没有人收集，随说也就随忘了。不过，过了多年之后，偶尔想起来，仍然能够大笑一场。
    西久是我的同学，又是同乡，最后还做了同事，多重的关系。同学与同乡，几十年过去，都是记忆中的东西了，印象并不深刻，说明当时的关系并不太亲密。真正的交往密切，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我在教育局办公室，他在招生办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中考是热门，大中专毕业生包分配，初中毕业后，学生们最向往的就是上中师或其他中专，因为一毕业就是铁饭碗。所以，每年的中考期间，教育局门前都是车水马龙，人如川流。就连不负责招生的我，也整天被人追着要给走点后门。我哪里有什么后门可走，只能是找朱西久问问情况，应付一下而已；当然，顺手牵羊给办点事也是可能的。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还短不了一起出去赴宴吃请。后来，市里筹建聋哑学校，他与李如春被抽调去负责此事。学校建成后，李如春当了校长，他则成了教导主任。时间不久，他又回到招生办，我们重新做起了同事。2006年7月，我俩同时调出局机关，我去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当主任，他则去了一所重点小学当校长。
    别看他是小学校长，与青少年活动中心相比，却是家大业大，所以，那时候就经常吃他的大户，馋了就要他请客。他也不推辞，每次都是笑嘻嘻地叫人安排酒店。在我眼里，他是个厚道人，对我很敬重。如果把他比作酒的话，应该算是一杯醇厚绵长的烈性酒。初品很辣，很烈，但细品之下，就会感受到它的芳香与回甘。当然，厚道人有厚道人的缺陷，不会花言巧语，说出话来不会拐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哪句都能噎死人。多好的酒，喝过头也会使人不舒服，甚至难以容忍。所以，有人知道我俩关系好，就到我这里来告状，以便让我说说他。我也就果真说说他。说的结果是，大部分的意见他都听了，但也有不听的时候。听不听是他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允许他不听，不允许我不说。说了，就是朋友的本分。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甚至不惜以断交来威胁。可是，几十年的感情，哪里是想断就能断的？过不久就又和好如初了。
    我内退之后，他又干了好几年。前几年，终于也光荣下岗了。如今，不当官了，却成了爷。他的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为儿子看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爷”。朋友聚会，很难找到他，因为此时他躲在北京，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呢。大家聚到一起，经常会提起他，也都希望他经常回来，与过去的这班老朋友聚一聚，回忆过去的甜蜜，思想今天的幸福，忆甜思甜，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越堆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