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李堪玉的话说，我俩是“一起光屁股眼儿长大的”。同村，同岁，同学，还差点没成了同桌。上初中那会儿，我俩虽然学习成绩都不错，但显然都不是乖孩子。学而优则玩，玩也要玩出个花样来：给老师起外号，捉弄女同学，苟村偷椹子，偷着洗澡等等，基本是“劣迹斑斑”。 我善于编词，就编词捉弄爱告状的女班长；李堪玉嗓子好，一边用小棍敲打桌子，一边用电影插曲的调儿演唱我编的词。女班长听了，就又去告状，老师把我俩叫去训一顿，回到班上更加变本加厉，气得女班长直抹眼泪，却再也不敢告状了。

    升高中那会儿，正赶上反潮流，以推荐选拔的形式录取新生。李堪玉考上了寺门村中学，而我却名落孙山，灰溜溜地回家上“劳动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一个初中生明知无望，却不甘心，期冀着天上掉馅饼。那段日子我俩天天在一起复习功课。根本没学过，还复习什么？高考那天，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我俩骑着自行车到了泊头，满身泥泞地进了考场。当然没有意外，双双落榜。

    1978年，因为爱好写作，我被文化馆老师召到县城搞创作，不久被推荐到海河指挥部当资料员；李堪玉则到泊一中继续复习，并终于考上了沧州师专，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吃上了皇粮。先是到我伯父所在的帆布厂上班，随即去了市政府办公室。那个年代大学生正吃香，被派到文庙镇当副镇长。几年后调回市里，先是任档案馆馆长，后到纪检委廉政办，最后在纪委副书记位子上内退。

他在纪委工作二十年，因为经验丰富，领导倚重，同事敬重，下属服气，多么复杂的案子他都举重若轻。我开玩笑地说：“有李走遍天下，无李寸步难行”。其实，纪委这个活儿并不好干，是个得罪人的差事。但他有这个本事：在办案的过程中，只要被查对象没有问题，最终被查成了朋友；有问题的，朋友也被查成了仇人。好在有良知与正气在，他都坦坦荡荡，泰然处之。

    李毅任教育局纪检书记的那几年，我们仨因为关系特殊，经常聚在一起，止则操卮执箸，动则挈榼提壶。在酒桌上，我与李毅争打格斗，闪转腾挪，李堪玉永远是冷眼观众。当然，看到开心处，他也会开怀大笑。那段时间，是我俩相处最为密切，心情也最愉悦的时期。当然，喝酒不会影响工作，挣一分俸禄，干一份差事，工作可是安身立命的家什儿呢。

    现在，我俩都退了。我俩同岁，但他比我早退两年，原因是档案上他的岁数早写了一年，而我则被拖了一年。我退下来之后做起了老宅男，除了出门喝酒，很少到外面去；李堪玉则潇洒得多，打球，搓麻，后来有了孙子，就整天抱着孙子乐。本来他的体格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不料天有不测，人有旦夕，突然之间心脏就出了问题，而且还相当严重，做了两次介入治疗，放了四个支架。患病之后，朋友在继续，酒友却做不成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恢复得还算不错，可以喝一点酒了。

    可是，摁倒葫芦起来瓢，李堪域的病好了，我的病又来了，而且就像我自己标榜的：“就凭咱，即便得病，怎么也得得个大的！”虽然我刚刚被退出手术室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问医生：“这手术碍着喝酒了吗？”玩笑毕竟是玩笑，把命喝进去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玩笑开不起。不过，我还是有信心的：等身体恢复了，想在酒场上继续叱咤风云不可能了，但不多喝，只喝少许，少少许，总可以吧？豪饮改为细品，只要酒味醇厚，就能继续做友谊的邮差。一对真朋友，两个老家伙，相扶相携，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当然，能喝多少喝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