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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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
分类: 散文 |
1981年,我在沧州《无名文学》编辑部工作。5月13日,编辑部在地区招待处召集全地区文学作者开研讨会,还请了沧州籍的作家雪克(《战斗的青春》作者)、柳溪(纪晓岚的后人)、艾文会等人讲课。作为会议组织者,编辑部人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那天,父母突然从老家来了,直接找到招待处会务组。他们到编辑部去过,别人告诉他们,我正在招待处开会。父母此行,是来为母亲查病的。母亲自打年轻身体就不好,村里的老中医说是神经衰弱,吃了多年的中药都不见效,甚至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父母此次来沧州,就是想到地区医院彻底查一查。
我安排父母在招待处住下,天已经黑了。晚饭是在招待处的大餐厅进行的,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在这里用餐,我把父母安排在靠边的一张餐桌坐下,点了饭菜,就说:“你们吃吧,我还得忙去,就不陪你们了。”父母自然是一口答应。于是,我来到会议人员就餐的地方,与大家一起吃饭。
会议用餐的地方与父母的餐桌相距不远,我与大家谈笑风生的吃饭,不时向父母那桌望望。我看见父母也不时会看看我,尤其是母亲,几乎忘了吃饭,把目光一直盯在我身上,满脸自豪与幸福的样子。事后回忆起来,我也说不清自己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其实,那顿饭我完全可以陪着父母一起吃,根本没必要去吃什么狗屁的会议餐。但我没有那样做,是为了向父母炫耀(我从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小子来到被视为神秘之地的编辑部,已经是父母的骄傲与自豪了),还是怕被别人看到自己的父母是农村人而觉得脸上无光?
晚上,我是陪父母一起睡的,说了多半夜的话。父亲说明天去地区医院检查,找时任地区医院党办室主任的二伯母,让她领着找个好大夫,认真地查一下。父亲说:“你就忙你的,明天你不用陪着了。”我没怎么多想,就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父母去医院查病,我则继续参会。快中午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上午,二伯母领着他们查了好几个科室,查的很仔细。最后的诊断是冠心病,而不是什么神经衰弱。看来母亲的病是被村医耽搁了。据大夫说,母亲的病已很严重,因为耽搁得实在太久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只能是靠吃药、静养。我当时对冠心病是个什么概念懵懵懂懂,因此很慌张,反倒是母亲安慰我:“没事,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了,要是该死早就死了。”
下午,我把父母送到汽车站,他们回去了。我也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又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父亲当过生产队副业的业务员,跑过很多地方;而母亲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那次来沧州,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本来,我可以陪着他们转一转,玩一玩的,尤其是母亲,从未来过沧州,很多东西见都没见过,我为什么就没有带她开开眼呢?还有,农村人来到城市大医院查病,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啊,作为儿子,为什么就那么心安理得的让他们自己去跑,自己没有亲自陪着?最使我愧疚的就是那顿愚蠢的晚餐,为什么要那么虚荣,不陪着父母好好地吃一顿饭呢?也许,母亲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但是,我不能。它就像一把火,时时烧得我心疼。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错了就是错了,抱憾终身就是自己为自己的愚蠢所付出的代价。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但是,悔恨也好,悲哀也罢,有用吗?现在,再想陪父母吃顿饭,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