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121）

日记：1980,3,26

按照杜树艳信里的要求，给张炳真、李毅、夏增江、胡思彪、刘爱芝、赵金泉发信作通信游戏。每人给六个人发信，内夹一元钱。据说多少日子后能收到多少钱。当然，只是游戏而已。

日记：1980,9,7

中午，在夏增江家喝酒，他的弟弟与文友王雅娟、刘中华、梁炼钢、泊镇广播站小叶等人作陪。

送夏增江一书包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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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增江相识于何时何地，记不清了。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里，是1980年的3月26日，是做一个游戏的。我收到同学杜树艳的来信，让我给洼里王广播站的李林随信寄去一元钱；再给六个朋友发信，提出同样的要求，若干日后，就会收到一大笔钱。当时这种游戏还很少见，我也不大信，但碍于同学面子，还是给六位好朋友发了信。最后，肯定也没收到这一笔钱。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想说明，在此之前我与夏增江早已是好朋友了。

当时，他在泊镇帆布厂，我在交河县海河指挥部，我们的相识，肯定与文学有关。那时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多岁，正是豪情万丈的年纪。他个头不高，瘦瘦的，尤其是那一双眼睛，滴流乱转，简直会说话似的。与瘦小的身材不相称的是，他有一副浑厚而富于磁性的嗓音，说话很好听。他与泊镇的一帮文学青年，如王雅娟、刘中华、梁炼钢、王玉红、王艳芝等人，与在县城交河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参加创作学习班。我的伯父从自行车厂调到帆布厂任党委书记兼副厂长，我借此为夏增江说情，为他请了创作假，躲在交河招待所写东西。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交河招待所，几个青年人拼酒的情景。我在《张炳真》一文中对此曾有过记述：“有一次，我们三人（我与张炳真、夏增江）就着招待所的床头柜喝酒。我与他俩都熟，他俩之间却并不很熟，于是，俩人同时动了歪心思。张炳真想拉着我灌夏增江，夏增江想拉着我灌张炳真。我呢，故意不说破，一会儿帮这个，一会儿又帮那个，帮来帮去，他俩酩酊大醉，我也喝的走不了路。一觉醒来，相对哈哈大笑，然后接着再喝。”

后来，海河指挥部要解散，我们这些“聘干”作鸟兽散，以后的出路成了问题，很多老师与朋友都积极为我想办法。夏增江也不例外，他想利用我伯父的关系，在泊镇为我谋一个位置。最终虽然未果，但对夏增江的热情，我却是一直记着的。那时我的家在农村，农村的物质相对匮乏，什么柴油、化肥、砟子之类都不容易买到，夏增江就自告奋勇的为我张罗。就是《小说月报》也是他替我在泊镇订的，每月邮局把刊物送给他，他再寄给我。

交往最多，是我在《无名文学》的时候。不但时常书信来往，他与刘中华等人还专程到沧州看我。我回老家，要在泊镇转乘汽车，他与王雅娟等人会专门到车站来接。1981年，《无名文学》改组，编辑部被解散。我与史学平从沧州回到泊镇，一帮文友轮流宴请我们，仿佛是战场凯旋的功臣似的。夏增江是回民，1981年12月6日在他家吃的那顿回民饭，至今余香在口。

1984年，我调到市教育局，同城居住，来往就更加方便。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奋飞文学社，非要请我“出山”扛旗。因为我刚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不好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工作之外的地方，而且我自己还要搞业余创作，所以就婉拒了他们的盛情，但我答应出席他们的活动。所以，那段时间，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大谈文学与理想，生活与创作等等，那种热烈的场面，使人终生难忘。他们曾经出过一期《奋飞》油印刊物，上面还发表过我的一篇散文。

然而，俱往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不再像高贵的公主，到处是鲜花与掌声；而是变成了一个挨打受气的使唤丫头，蜷缩在一个僻静的犄角旮旯左唉右叹。大家忙着挣钱，似乎都忘了曾经有过文学这件事。没有了共同爱好，大家的交往也日见稀疏。夏增江的工作单位几经变易，最后在市宗教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平时在开会的时候还偶尔相见，退了休见面就更难了，我只在本地电视新闻里看见他在忙着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但见面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2016年，在长时间的失去音讯之后，突然听说他走了，时年只有六十多岁，我心中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毕竟是四十来年的朋友，心里很难过。我特意给鹏华兄打了个电话，询问具体情况。他告诉我，他得到消息到了夏家的时候，人已经发送完了。他得的是脑瘤，十来年了，最后血管破了，人也就不行了。而在此之前，他的老伴早已先他而去。他有两个儿子，鹏华兄也不熟悉。据说葬礼很冷清，几乎没有见到过去机关同事的影子。鹏华兄十分感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很沉重。与夏增江从相识相知近四十年。四十年走过来，挺不容易的。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今，幽明异路，阴阳两隔，怎不让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