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20）

日记：1975,4,15

今天西河沿播种田苘与高粱，后又转到甜水坑子。

下午分别在上圈地与头节地砘二遍地。

“学习班”，是文革期间产生的一个“新生事物”。老人家曾经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

“学习班”是指在文革期间为达到一定目的，确定特定学习内容，如传播某种知识或经验，而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的培训方式、学习组织。时间有长有短。它最初的起源是，把矛盾激烈、影响重大的省市干部集中到北京，由中央出面举办解决矛盾的学习班。后来，各地纷纷仿效，一些地区不但把党校当作了举办学习班的地点，甚至撤销党校，把它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此训练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部分"当权派"。再后来，这一方法被推广到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家庭学习班”。它的内容延续到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次政治运动。一些学习班演变成为整肃被审查者的一种组织形式，已经带有牛棚的性质。

在当时的农村，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社员，只要犯了错误，都会被送进学习班“学习”。除了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举凡村里发生的与上级政策不符，或违反“村法村规”，比如偷窃、赌博、作风问题、打架斗殴，甚至有的社员偷几个梨枣，只要大队干部愿意，都会被送学习班；态度不好的，说不定还会五花大绑的“欢送”。所以，一提学习班，很多人心里就害怕。

苗之信与我家同属一个队：庄三大队第二生产队。他的罪名是“私自跑业务”。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背景。

所谓的“跑业务”，是指生产队副业推销产品的业务员，也叫“跑外水”。当时，很多大队或小队为了解决社员零用钱的问题，都会建立一些小的工厂或作坊。之所以被称为“副业”，是针对农业这个“主业”来的。这个副业的地位有点尴尬。按照中央的政策，副业应该是合法的，当时有个口号叫大力发展农村牧副渔，其中的“副”，就是指的副业。但在现实中，副业却往往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以我们二队为例。因为都是庄稼人出身，怎么办厂子，怎么管理，怎么销售，都是两眼一码黑，什么都不懂。最开始是在我家闲置的西院里盘起一口大锅，还有一盘石磨，在下乡知青刘中伏的指导下做起了豆腐。她最早在东北下乡，在那里学过，但似乎技术也不怎么精通，做出来的豆腐不是不成型，就是味道苦，根本卖不出去，结果最后不了了之；队里还开过香油坊，香油质量倒是可以，从东北回乡的周凤平有经济头脑，每天用一辆“大铁驴”自行车驮着到各村去卖。不过，油坊不久也黄了；最后是利用铸造之乡的优势，搞小铸造。队里的刘西祥与刘西怀弟兄俩早年学过铸造，搞翻砂。父亲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大徐郭村的李维生。李维生是附近一带有名的能人，常年“跑外水”，联系业务，跑来的订单，就私下里给了没有门路的小厂。他给我们队的是铜铸的机器油嘴，后来还做过吊车上用的滑轮；最复杂的是一种叫“令克棒”的产品，据说是电工维护线路用的。有了下家，父亲他们就放心的开工。刘家弟兄技术还真不错，真的把产品都“捣鼓”出来了，厂家还挺满意。结果那年队里分红，各家得到不少实惠。

其中提到的李维生，就是专门“私自跑业务”的，而且是全县知名的“黑能人”，被县里多次办学习班，回来后仍然不肯改悔，最后被抓了起来。我们队里的副业就是随着他个人的沉浮而兴衰。

苗之信也属于这种“能人”。最初，他是在大队的玻璃管厂跑业务，掌握了一些资源，后来就“私自跑业务”，结果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被送到公社学习班“学习”。所谓的学习，其实就是劳动改造。在里面干活（自然是义务的）为主，晚上开会学习，各自做检查，检讨思想根源。通过反复的学习、检讨，最后经过审核，才算结业，被放回来。

村里这种“黑能人”不少，除了苗之信，我们村被办过学习班的就有李西山、李西助等人。我的堂叔西绥公也属于这种能人，专门给村里跑业务，不过他倒是没有被办过学习班。这些人，在当时的民谣《十等人》里是占有一席位置的，只是我忘了他们属于第几等。其中有两句：

“X等人，跑外交，大包小包往家捎！”

                                                                     20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