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1977,5,20日记，如下：

上午在三节地锄玉米。

下午与周汉江、周焕昌、刘清晨、李洪所、李西进、刘荣义、刘树斌用机器铡草。

供销社收购鸡蛋，向社员摊派任务，以强硬态度要求每人2斤鸡蛋，完不成任务就要罚款。社员们没有办法，只好以高价到集市上买鸡蛋，再以低价卖给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国家又不允许私人买卖鸡蛋。

当时的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征收鸡蛋，任务由县到公社再到大队一级级下达。各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部署，要求每人不少于2斤，必须圆满完成。大队干部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的完成，完不成的，以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论处。会后，社员将鸡蛋送到村供销社，由供销社代收。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社员们顶多养几只鸡，养多了，会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养的鸡少，鸡蛋就少，可是又要社员多交鸡蛋；不交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社员们只好到集市上花高价买鸡蛋，回来再低价卖给国家。这且不说，有意思的是，集市上根本不允许私人买卖鸡蛋，有专门的市管会监督。市管会非常厉害，社员把自家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就像做贼一样，只能偷偷地进行。有一次，父亲骑着一辆“铁驴”自行车，带我到高官集上卖花生，还未开张，就有人喊：“市管会的来了！”吓得父亲赶紧将花生口袋装到自行车后架上，上车就跑，把我甩在后面，也顾不得了。卖鸡蛋的人也是这样。一边卖鸡蛋，一边东瞅西望，时刻准备着逃跑，简直就像地下党暗号接头。

高价买，低价卖，明明知道是赔本买卖，也只能认命。只要不被扣上政治帽子，就得念“阿弥陀佛”了。

                                                                      202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