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昌老师携女公子慧女，闻章兄携公子宁宁回泊，昨晚，与一干旧友欢宴于方正之正园。杜兄吏仓特地从沧州赶来会面，泊头方面作陪者有老领导孙翁书辰、傅兄金发以及方正、宝春、立静、祥贵诸弟。

说来是天意。昨天是10月1日，而四十年前的10月1日，我和一群业余作者正与柏昌老师在交河中学的大食堂里改善生活，吃饺子。斯时，我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就是在那个学习班上认识了孙老师。在《恩师孙柏昌》一文中，我这样记述第一次见到孙老师的情景：

柏昌老师当时也就是三十多岁年纪，个头不高，很瘦，头发凌乱，不饰边幅的样子；操一口带山东味儿的普通话，语气平缓，但说到激动处，声调立马提高许多度，而且语速加快，而且不时拿钢笔戳桌子。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庄稼小子，对柏昌老师是仰望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大气不敢喘的那种感觉。他是山东黄县人，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七十年代初被下放到交河县郝村中学教书；后来被调入县文化馆，在创作组负责小说散文。我写小说，自然归到了他的麾下。他成了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老师。

孙老师是1977年调入交河文化馆的，而我与史学平、赵金泉于1978年被抽调到文化馆创作学习，是他培养的第一批业余作者。创作方面不用说了，等于是手把手的教；在生活方面也是受惠良多。孙老师一家三口住在租借的两间土坯陪房里，低矮破旧，当时大家都很穷，尤其是我们三个农村来的毛头小子经常到孙老师家蹭饭吃。后来，孙老师一家搬到交河卫校家属宿舍，我们的解馋地点也跟着转移到了那儿。直至多年之后，县市合并，我已经调到教育局上班，吃上了皇粮，仍然会时不时跑到几十里外交河的柏昌老师的家里喝上一顿。我曾经说过，孙老师的家对我们几个来说，就像黄埔军校之于国民党，延安之于共产党，是精神家园，是文学“圣地”。那几间屋子，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以至于1987年孙老师一家调天津之后，对那个小家仍然念念不忘，甚至还特意到那儿去看了看。我没有进门，只是隔着门洞往里面瞧，见新主人正在拾掇屋子，物是而人非，我顿时泪如泉涌。

八十年代末，我在《泊头报》工作，与在文联工作的闻章以及报社的郝熙祥、田宝春等人商议，想去塘沽看望孙老师。这种想法得到大家的赞成，也得到了宣传部领导金发兄的支持。车辆自然是金发兄安排的。正当我做好准备动身的时候，却被告知车里人多坐不下，还安慰我说以后机会有的是。此行的发起者却被临时甩开，就像欢天喜地准备婚礼的新娘，婚礼上的新娘却不是自己，自然是空欢喜一场。到现在依然心有耿耿，今天特意提起此事，大家报之以大笑。

与闻章兄于1981年结识于《无名文学》编辑部。其过程近日还有专文记述，剪贴如下，不复赘言：

1981年，沧州《无名文学》创刊，我与闻章、何亚京、何香久、史学平诸人，被可华老师罗致麾下，遂与章兄结缘。斯时，章兄已名满沧州，而余则青涩果一枚耳，故时得亲炙，惠我良多。惜好景不长，编辑部易主换将，我等一干喽啰作鸟兽散，与章兄亦相别过。有缘再聚，已在数年之后。章兄调泊头文联，余亦被金发兄招兵宣传部，创办《泊头报》。彼四楼，余三楼，故有“娄尚”“娄下”之称，时相唱和。余乃“半边户”，栖身单位，时有饥馁之虞。幸兄居处不远，故蹭饭如家常，至今犹记嫂夫人手擀凉面，挺拔而劲道，嚼来满口香，令我贪吃无相。每每聚于兄处，饺子就酒，斯为饺子党之缘起也。非仅“口惠”，实亦至之。心中有事，必到兄处歌哭，兄抚慰有加，遂成依赖，目为导师矣。

丘貉之聚，必有好戏。清明时节，梨树花事正好，报社诸人与章兄及一干文友，野炊于运河滩。捡干柴，点篝火；啃猪蹄，葱抹酱；烤肉串，紫菜汤。围篝火而舞蹈，饮美酒而纵喉，高唱低吟，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群癫狂。兄名曰：灵魂大飞扬！

当时，与闻章兄几乎形影不离，还引起了别人的“嫉妒”，中和兄就曾经开玩笑的说：“你与闻章是不是同性恋？” 那段疯疯傻傻的日子，幸亏有闻章兄的引航，否则就真的像小沈阳的“苏格兰裙”，跑偏了。

与孙老师相识时，只有十七八岁；与闻章兄相识，也只有二十出头。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由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了花甲老翁。岁月消磨，许多好好坏坏的事情都忘却了，唯独与我们之间美好的记忆依然如新。希望这些美好的记忆延伸下去，以致永远。

                                                                                                201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