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开始落雨，直到半夜还在淅淅沥沥的下。敏感的文人们早就按耐不住，写了许多伤啊悲啊之类的文字，发在朋友圈里，引得一片点赞。我本想攀附一下风雅的，坐在电脑前，却许久没有打出一个字来，感觉就俩字：无感。写那些见月伤心之类的文字，是少男少女们的专利；而我一个上了一把年纪的老家伙，人糙，心也糙了，再弄那些哭哭啼啼的东西，要被人笑话的——这也证明，我确实是老了。

我曾经对下雨是感兴趣的，当然已是多年前了。初中毕业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回家务农，心里阴的如眼下这黑压压的天气。但当时却是极盼着下雨的。庄稼人过完年就下地干活，就像牲口套上套，一拉就是一年，根本没有节假日，下雨是唯一躲在家里休息的理由，过阴天就成了庄稼人的节日。很多人躺在炕上一睡就是一天，仿佛要把所有没睡够的觉一下子都补回来。除了睡觉，还要改善伙食，包饺子、擀冷汤（凉面）、烙大饼，平时根本没时间做这些费事的饭。如果遇到连阴天，睡足了觉的人们就开始寻摸一点精神食粮了。那时没有任何娱乐节目，别说电视机，就是收音机都不多见，都是找熟人聊天，说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打发时间。我那阵正在做作家梦，不出门，躲在家里看书、写小说。看够了，写累了，想找点消遣，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结果。

但有两件事我很喜欢。当时公社都有电影队，轮流到各村放映，每次都会连演好几天，甚至半月二十天。放映员一般就住在我们家。下雨了，室外电影无法演，村里几个年轻人找到我，要我与放映员说说，偷偷地在屋里演。放映员郑凤章与梁忠起都是我的朋友，一说就成。于是，把窗户堵住，在墙上挂一床被单当银幕，真的放起电影来。因为下雨，无法去县里换新片，只能放映昨天晚上演过的片子。反正没别的可看，只能翻过来调过去的看那几部老片子，里面人物的对白都背的滚瓜烂熟了，仍然一遍又一遍的看。另外，还有村里来了说书的，也是住在我家。下雨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聚到我家里，要求“开小灶”。说书的是姓王的一对中年夫妇，平时说的是长篇西河大鼓《平原青松》，内容是反特的。如今人们提出在家里说书，那对夫妇胆子很小，怕砸场子，虽然不情愿，也不敢得罪村里人，只好答应唱一段。有人就得寸进尺，提出要说一段不能公开演的。那个男的苦笑了半天，只好答应唱《林海雪原》里面“打虎上山”一段。在唱之前，他再三叮嘱大家，谁也不能说出去。怕敲鼓声被外面的人听到，就把一块手绢盖在鼓面上，一敲噗噗的声音，这才小心翼翼的演唱起来。内容自然不是样板戏里的样子，而是按照小说原著，把杨子荣描绘成一个带有浓重的“胡子气”的土匪。大家听惯了“高大全”式的杨子荣，对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杨子荣有一种好奇感与刺激感，大家听得如痴如醉。一连唱了好几个小时，仍然不满足，要求接着唱。我只好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别没居没够，你们想把人家累死啊？明天要是还下雨的话，咱再接着。”人们这才恋恋不舍的散了。

现在回忆起来，在当时的灰色现实生活中，本来平平常常的电影与说书，却给枯燥的心灵荒漠带来了一股甘泉，成为庄稼人的“精神盛宴”。常年积累的政治教育，轻而易举的就被一段小小的说书给冲了个乱七八糟。也许这是只有那个特定的时代才有的现象吧？

写到这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只有屋檐上还在叮叮的滴水。我开了门，走到院里。虽然雨停了，云层仍然很厚，被街市的灯光一照，成了暗红色。街上不时有汽车驰过，搅破了夜的宁静。看看时间不早，回到屋里，把写下的文字发到博客上，睡了。

                                                      017-10-8，凌晨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