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友人造像（17）

                       
                                                 王登海近照（田宝春摄影）

1994年初，王登海就任教育局局长。

此前，我是认识他的，但也就是见面点头的泛泛之交，并无亲密接触，不足以作为他成为我上司之后套近乎的借口。不过，关于他的情况我却听说不少。他原先也是教书出身，因业务优秀调至教育局教研室。1984年县市合并后，他调到市人大，不久即到乡镇任职。十年后，回归老本行，调任教育局局长。在泊头，他以精明能干著称，思维缜密，足智多谋，处理问题很圆满。教育系统摊子大，问题多，情况复杂，近年来成为社会的焦点。教育局局长看起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其实瘪子很多，这个局长并不好当。市里的头儿们也许就是看中了他的精明强干，又是教育出身，才把他放到教育局这个位置上的吧。

他的前任胡振洲是个专家型局长，向以沉稳著称；而王登海是实干型局长，多年的乡镇工作使得他眼界开阔，作风雷厉风行。他的文采与口才俱佳，文字功夫不错，很多重要讲话稿，都不用别人代笔，一般都是自己起草。所以，上任后不久，就赢得了我的敬重。

其时，我是局办公室主管全面工作的副主任，是个没什么本事却又有点假清高的半瓶子醋。办公室主任名曰主任，也就是叫着好听，其实就是伺候领导的高级奴才而已。奴才是没资格讲清高的，偏偏这个令人纠结的角色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拧拧巴巴就干了下去。恰好有无耻小人故意到王局长面前诽谤我以抬高自己，好以此来借机上位。我并没有以牙还牙，只是静等着命运的安排。出乎我的意料，他们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很快就被王局长识破，并以他的大度与宽容接纳了我，在工作中给予了大力支持。我非常惊讶于王局长的睿智与精明，从而使我在敬重的同时又增加了一重佩服。他知道我有办报的经历，就建议我创办报纸，促进教育工作。于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小报《泊头教育》应运而生。这张小报在社会上反响很好，许多领导与专家学者给予充分肯定，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把小报与电视台相提并论，称为泊头的两大舆论阵地。王局长对我的支持还表现在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为我做主。我曾经一度与分管领导不洽，与王局长反映了我的意见，不久领导就调整了分工，换了一名与我关系不错的副职分管办公室。多年之后王局长还开玩笑的说：“都见过为了领导而调整下属的，谁听说过为了下属而调整领导？”我就强词夺理：“老百姓都是官员的下属，哪个官员不是得罪了老百姓就得走人？”

王登海当了六年教育局局长，在工作方面我都配合得很好；但是说老实话，我对他只有敬重，还谈不上是朋友。这当然是我的孤傲性格使然。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是从他卸任那一天开始的。过去，对于他，我心情是复杂的：除了敬重，也想接近，但又有顾虑，生怕有巴结攀附之嫌。如今，他卸任了，不再是局长，心里就放松了不少，可以平等的交往了。表达感情的最佳方式当然是喝酒。他卸任后的第一场欢送宴就是我安排的，随后别人的宴请，从订酒店，到用餐标准，他都交给我安排，我俨然成了他的“经纪人”。我没有统计过一共安排了多少场宴会，据他自己说有四十多场。他对我的热情，似乎有点出乎意外。曾经对我的分管局长冯庆祥说：“咱在任的时候帮过的人，不少都冷淡了；咱没为洪勉帮过什么，现在却这样热情。”我对冯庆祥说：“当然是由于我对他的敬重与佩服。”卸任后的交往，才是平等的，真诚的，时间久了，自然就发展为真正的友谊。最后到了多日不见就要想念的地步，有事无事都要凑一凑，喝点小酒，聊解牵挂之渴。成为朋友之后，他为我帮了不少忙，我心里是很感激的，却从没有没有表达过。既然是朋友了，表达不表达也就无所谓了。

最近，还发生了一点有趣的误会。《为友人造像》系列里，写范凤驰的那篇，说到范凤驰差点成了教育局局长，接登海兄的班，我说了一句“教育局这个烂摊子”。有人提醒我：“你说教育局是个烂摊子，不就是在说王局长吗？”这一下子提醒了我：确实是我的失误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教育局摊子大，难题多，这个局长不好当，不知怎么就写成了“烂摊子”。我赶紧给他发微信，想解释此事。他立即回复：“没事儿，咱们是什么关系？别往心里去。我回去时（现在他经常住沧州）给你打电话，时间长了挺闷得慌。”看了他的回复，我很感动：这就是一个人的格局：大气。其实我心里有底，即便我不解释，即便他心里确实有些许不舒服，他也不会怪罪于我，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绝对不会有恶意。就像他说的：咱们什么关系！

与登海兄做朋友的这些年里，我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与明白人交朋友，是合乎中国的交友之道的。也许我这辈子没做过多少对的事情，唯独这一点，我做对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总是想，中国人起名字都是有含义的，那么，“王登海”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只有登山之高拔，方能观海之辽阔。唯其如此，始能称王。

                     201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