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渝行纪略（8）

     先说一段儿往事。
    30年前的1985年，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应《中国少年报》与《中国儿童报》之邀，到广东中山参加一个儿童作家笔会。会议的主办方给出席会议的作家安排的是软卧车厢。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我还是第一次坐这样高级的软卧。进了包厢，在我上铺的是一位50多岁的男人，大腹便便，红光满面，一看就是个当官儿的。那个年代，软卧车厢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的，看见这个土头土脑的年轻人，居然也能坐软卧，就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看。看了半天，用鄙夷的口气问我:“你坐软卧，能够报销吗？”。当然，我也毫不客气的回击了他几句。事后，我把这段儿经历写成小说《在软卧车厢里》，发表在当时的《沧州日报》上。没想到，这幕情形在30年后又被我碰到，可以再写一篇《在硬卧车厢里》了。

    2月28日，我和老伴，女儿旅游，由重庆返回北京。当时车票很难买，擅长用手机在网上刷车票的女儿，好不容易才抢到了三张卧铺票。到了卧铺车厢，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

    人们都在忙着找座位，放行李，乱糟糟的。我的铺位是下铺，来到铺位前，上面已经坐着一位老头儿。这个老头儿，70多岁，个头儿不高，瘦瘦的，脸色灰里带黄；小鼻子小眼，下巴长了几根稀疏的胡子。他戴着一顶毡帽，身上黑色的棉衣棉裤由于不经常洗，发着亮光；脚上穿一双笨重的旧皮靴。一看就是位土头土脑的庄稼人。我说:“这是我的铺位号，你自己的铺位在哪里？”他叽里咕噜的说了一段话，我却连一个字儿都没听懂。女儿叫他把车票拿出来看看，似乎他也没听懂我们的话。双方就这么鸡同鸭讲的交涉着，僵持着，谁也没有办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此时，对面下铺的旅客给我帮腔了。这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红色脸膛，略显肥胖，颇有点儿像城乡结合部农业企业家的风度。他用一种识多见广并有点儿鄙夷的口气，让老头儿把车票拿出来。老头儿这回听懂了，哆哆嗦嗦的从里衣服的口袋里，翻出一张皱皱巴巴的车票来。女儿接过去一看，原来他是中铺票。中年人不耐烦而且是斥责的口气给他讲解着。老头笑眯眯的，不断的在解释着什么。他的笑，似乎带着一种装傻充愣的狡猾。恰好一位女列车服务员经过，她也用方言与老头儿交谈。老头儿这次懂了，服务员帮他把铺位安排好，就走了。我们也都安顿好自己的行李，坐了下来。

    老头也准备到自己的中铺休息。他登上自己床位的时候，连脚上穿的靴子都没脱。我善意的提醒了他一句，对面的那个男人，却对着我一挤眼，小声的说:“叫他穿着呗，省的脱了鞋挺臭的。”老头儿把靴子放在行李架的边缘上，我提醒他会掉下来砸着人的。中年人阻止我说:“管他呢，掉不下来的。”老头儿把自己的靴子放在行李架上的一口箱子上面。

    那个中年人虽然帮着我说话，但平心而论，他那种小聪明以及看不起人的神情，总是让人的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自己也应当是一种社会低层的角色，却要故意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实际是既鄙夷了别人，也看轻了个自己。这种人，我们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早已经见识过了。

    老头趴在自己的铺位上，一边看窗外的风景，一边不时回过头来，对着我们说些什么。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也就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我只是礼节性的冲他笑一笑。也许是我的笑容鼓励了他说得更多了。中年人对我说:“你搭理他干什么，土老帽儿。”

    中年人的口音很熟悉，与我的老家话很接近，就问他是哪里人，果然，是沧州黄骅人，算是老乡。他很高兴同我攀谈，主动地介绍说，他是来重庆看望他的叔叔的。他叔叔已经九十多了，从前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这次回去的卧铺票，都是他叔叔托人买的。“都是地铺（下铺），”随后，有一种得意而炫耀的口吻说:“咱有人！”看到他的这副神情，我不愿再搭理他了。而他的谈性未减，喋喋不休的谈论起他的煤窑到青海招工的事情。说那里的人是如何如何的贫穷，如何如何的没有见识……通过他自己的简述，我知道了，他原来是一位土窑主。我心里不住的猜测:他会不会就是报道当中的黑心窑主呢？

    车到石家庄，中年人下车了，耳边顿时清净了不少。于是，就主动的问老头儿听不听得懂我的话?可能是看到有人主动地与自己交谈，老头儿高兴了，又几哩哇啦说了一大段话，我仍然是听不懂，只好放弃了我们的交谈。

    北京到了，我们与老头儿同时下了车，各走各自的路。没有话别，没有留恋，也没有惋惜，从此都是路人甲。两个人的缘分，由此擦肩而过，泯然众人，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

    下车了，早春的寒风还有点儿料峭，我不由得裹紧了衣服，向前走去。

                                                      2016.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