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上午，与老伴、女儿坐K286次列车，到北京看望生病的杜保安老师。
到达北京时，已是下午一点半。到女儿住处稍事收拾，即打的向杜老师家所在的惠新里小区而去。现在的科技发达，带来很大的方便，有电子导航，不用问路，直接就到了杜老师家的楼下。来开门的，是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子，不用问，是杜老师的儿子了。闻声迎出来的，是杜老师的夫人张绿慧女士，一位满头白发，面目慈祥的老人。事前，我们在电话里早就交谈过了。进门之后，也没寒暄，直接奔向杜老师的卧室。一眼就望见了躺在病榻上的杜老师，他的鼻子里插着管子，气色还不错，眼睛也有神，看得出家人照顾得很好。他的意识很清醒，只是不能说话了。当他的夫人问他认不认识我的时候，他很吃力的说出“李洪勉”三个字。看他说话很困难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这还是那个为人热情、和蔼可亲的杜老师吗？
因为杜老师不能说话，我只能向他的夫人打听情况。杜老师是1939年生人，今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从《中国少年报》文艺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还一直应邀负责该报的国际青少年书信大赛工作。自第一届大赛开始，杜老师就是它的主要负责人，培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直到2015年，因为病情的不断加重，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无可奈何的告别了他热爱了一辈子的编辑工作。去年十月份，因为脑部大面积梗塞，瘫痪在床，也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与家人的精心护理，病情这才稳定下来。但是，要完全康复，希望很渺茫。在医生的建议下，回到家里做保守治疗。我问他的夫人，经过康复治疗，还有没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他夫人摇摇头，说将来能够自如的坐起来就不错了。我心里忍不住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难道杜老师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人的生命就像易碎的玻璃,是多麽的脆弱啊！
在我与他的家人交谈的时候，杜老师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我，分明有许多话想对我说，但又说不出来。他的手一直握着我的手，当我们说话说到某个关键节点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手在用力。我知道，这是他在向我表达他的心情。望着他痛苦的表情，我心里也很痛苦，明明看着他忍受病痛的折磨，我却无能为力，不能施之援手；但转念一想：不对，最痛苦的还是杜老师本人。我们的痛苦，只不过是同情的痛苦；而他的痛苦，却是无法与人交流，无法向人诉说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我们常人所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的。
因为怕影响杜老师的休息，不愿过多打扰，只能告退了。此时一切的语言都苍白无力，只能说几句好好休息、安心养病之类无用的废话。谢绝了他的家人热情挽留，告辞出来。在回来的路上，老伴与女儿都说：“这次你的心病总算了了。”我说：“了是了了，只是心里仍然不舒服。”是啊，一段持续了三十五年的友情，实际上已经面临终结。我虽说了会再来看他，但来的机会肯定不多了。这该是一直怎样的人生悲哀啊。
本来气象台预报今天有雨雪，但是，太阳朗照，天气很好。大街上车水马龙，芸芸众生都在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奔波，他们哪里知道有一位老人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这位老人安分一生，奉献一生，老天却用这样的遭遇来对待他，天理何在！
杜老师，衷心祝愿您早日痊愈！好人会有好报。我相信老天不会那么绝情的。
2016,2,20，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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