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将心目当中认为美好的事物比喻为梦滥觞于何时。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这种用法，是在三十年代朦胧诗人李金发的诗里；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诗人们对“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动辄就用梦来入诗，比如说田野里大片的庄稼是一个“绿色的梦”，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梦”，而年轻人谈恋爱是一个“玫瑰色的梦”等等。当然，文学就更是年轻人常常做的梦了。那时候，简直无梦不诗，无梦不文，基本到了烂俗的地步，叫人闻梦而抓狂。这场梦的狂欢很快就沉寂下去了，谁再用梦来形容一件事物就会遭到人们的耻笑。但是，到了去年，因为新任至高说了一句“中国梦”，梦就得以死灰复燃，举国上下统统都做起梦来。

最近，我也奉命做了一次文学梦。前些天，市文联主席突然打电话，说一会儿来接我，中午去吃饭。我问为什么，他说是老年大学要成立文学社的事。我说他们成立文学社与我有什么关系？大概他是不好违背组织原则提前透露消息，就支支吾吾的说：“可能是叫你们几个人任社长、副社长之类。”说实话，尽管平时我往往以老年人自居，那不过是一种调侃，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意思。现在，真的将我往老年人堆儿里推，还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因此中午这场酒局打心眼里不想参加。文联主席是朋友，一见我要落跑，就半用威胁的口气说：“这件事可是孙主席与傅书记操持的，最起码你得与他们见个面啊！”他所提到的这两位，都是当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的领导，也是私下里的好朋友，不过也早就退居二线了。文联主席祭出他俩的大旗，自然是督促我出席的意思。可是我怎么想心里也觉得不大对劲儿。我现在正是个尴尬的年龄：五十露头，说是中年吧，似乎是在扮嫩；说是老年吧，又似乎是在装大，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现在叫我与一群龙钟老者朝夕相处，还真有点不甘心。于是，我就找了个借口，坚决的拒绝了。

没过几天，就又接到了开会的通知，说是要商量成立文学社的具体问题。我仍然不想参加。但是在一次酒局上，同样被“内定”为副社长的朋友说起此事，他说：“你不参加不合适，因为这是孙主席与金发老兄操持的事，不去就显得不够哥们儿。”他说到时候与我一起去。既然他这样说，我只得同意。那天一早通了电话，约在老干部局门口集合。我到了那里，朋友迟迟未到，我就自己上楼了。还好，好几个人都到了，大多是熟人。我首先问孙主席与傅书记来不来，回答说这会议他们就不参加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到场。不多久，人到齐了，就宣布开会。会议是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举行的，十来个人，有点拥挤，大家客气着让座。这不是官场，可是从让座的顺序，一直到会议的议程、开会的方式，都是官场的自然延续。在发言中，我只提了一条：文学社设社长一名，副社长却有七八人之多，显得有点不太严肃，传出去会成笑柄。可是主持会议的原政协副主席说：“你们几位大家，怎么也得有个位置。”所谓文学社不就是一伙老头凑在一起玩玩嘛？居然还有位置一说，看来是要梁山好汉排座次，太郑重其事了，于是，我赶紧知趣的住嘴。

会议内容说完了，大家就等着中午的聚餐。这时我想溜，但马上就被拦住了，说一会儿孙主席与傅书记就到，走了不合适。一说这个，我只得不言语了。喝酒的时候，自然与平时有领导参加的酒局一样，一面是领导高屋建瓴的谈笑风生，一面是属下的毕恭毕敬。我是历来散漫惯了，没大没小的与领导开起了玩笑。领导知道我一贯的德行，也不与我一般见识；倒是其他几位的眼神里透出面对一个怪物似的惊诧。酒局结束时，会议的主持人一再强调，周五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各位一定要准时参加，就不另行通知了。出门的时候，朋友问我：“那天你来吗？”我没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下次，我肯定不来了。一群退休后无所事事的老者们凑在一起，弄点精神娱乐之类的，其实是件好事；可是，官场的惯性似乎很难使这个特殊的群体做到普通老人的淡然。我是闲云野鹤惯了的，刚刚从一个伺候人的官场上退下来，再重新加入另一个亚官场去伺候人，想想就有点不寒而栗。再说，内退两年了，我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在门里自得其乐，成了一个超级老宅男，再重新融入熙熙攘攘的红尘社会，还是算了吧，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文学社成立那天一早，我向社长请假。他也明白我的心思，就说现在哪里还有请假这种说法？我说，你替我向孙主席与傅书记解释一下。他答应了。

前天，与这位社长朋友聚会，问起那天的情况。他说人家把我的副社长给免了，副社长只保留了三名。我顿时就笑起来。这样一来，以后文学社的活动，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参加了。恢复我的自由身，不是正合吾意吗？只是刚刚熬了个副社长，还未上任即遭罢黜，看来我就是没有那个当官的命啊。

                                            201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