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多，能言善辩者大约不在少数，但因善辩而名噪的则鲜见，顶多是讲话时透出一点机智与幽默而己。真正能够“单刀赴会”“舌战群儒”的，我只知道有汉时的桑弘羊。这倒不是说中国历史上缺乏善辩者，而是缺乏善辩的环境。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善辩者的名声历来不大好，什么“巧言令色”、什么“口吐莲 花”、什么“巧舌如簧”之类，大都含了一点儿贬意，其人的为人也十分令人生疑。亚圣孟轲曾对辩论颇有微辞，他说过“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所以，除非不得已，是能不辩则不辩的；孔圣人对巧言令色者更是深恶痛绝，将其归入难养的小人之列。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既使在他走卫夫人南子的后门，遭到学生的非议时，他也不肯解释，只是连连指天发誓：“天厌之，天厌之！”其实，你解释一下你这样做的道理，学生们不见得不理解；可他偏不，仿佛一解释就掉了身价似的，空留下“子见南子”的千古笑料。

    其实，依我看，只有到了无理可讲、无话可说的时候，人们才会祭起“不辩”的旗子，因为知道自己辩不过人家，何况，中国自古就是一言堂的专制国家，朕即真理，一人说了算，看谁不顺眼，拉出去砍了就是了，哪里还用得着辩？那欲辩者嘴还没张开，早就身首异处了。哪象西方那些国家，有了执政党，还要弄个在野党、 反对党，被人质疑，还要搅尽脑汁地去答辩，何等的麻烦！我们就从不用那烦人的“劳什子”。

    这积习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是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虽然一直高喊“百家争鸣”，而出声的却只有一家；有舆论媒体，却只能是“喉舌”；不是没有想说话的人，而是根本不允许论敌的存在。所以，一旦有事情发生，发言人都象只会说“轱辘话”的外交官，表面上口若悬河，却让人听得不得要领，一头雾水，诸如：“一小撮” “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受蒙蔽”之类。

    俗话说：理直气壮。只有占了理，说话气才粗。有理不怕讲，不是有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吗？为什么要怕辩论呢？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理屈。无话可说， 但又怕人说，干脆来个不辩，也不让别人辩，谁要辩就封谁的嘴，甚至让他失踪或得神经病什么的。到了神经病院，谁还肯听一个疯子的雄辩？

    当年，马英九在上任后不久，就主动到“深绿”电视台接受采访。面对着充满敌意的质疑和发难，他神情自若，侃侃而谈，颇有一番打入匪窟、舌战群儒的壮烈。我觉得马英九的这一做法，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因为敢于面对众多论敌者，除了桑弘羊，尚未见第二人。好辩近乎勇，本身没有一种非凡的勇气是不敢为之的。当然，不仅有勇，还要有理。有理有勇，又何惧哉！

    中国的民主进程尚处于初级阶段，操之过急当然不行，但营造一个使人可以正面发问，而且可以得到正面回答的环境总不是什么非份之想。既然我们自认为是正确 的，就不要怕人质疑，也不要怕人反对；既使犯了错，也不要掩饰，更不能封口，有错改了就是了，谁会不犯一点儿错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话说明白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有交流、有沟通，也就有了宽容与理解，这样，社会也就合谐了。何苦还要落个封锁舆论、打击异见的恶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