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话新提》（31）

    作为中国历史的一种主要写作方式，“春秋笔法”历来受到人们的追捧。

    所谓“春秋笔法”，是说孔子编写《春秋》、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 微妙的表达作者的的主观看法。简约地说，就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当中。这种写法，固然有一定的好处，“寓褒贬，别善恶，以定名分”，然而，另一方面，就因 为历史被掺杂了充满儒家思想的“褒贬”而变了形，走了样，使后代的人们对历史如雾里看花，甚至被误导。就以“崔杼弑君”为例。崔杼是齐国的大夫，因弑齐庄 公，被史官写史时直书“崔杼弑庄公”。我们知道，所谓“弑”，是指臣杀君、子杀父母，在古代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崔杼当然不愿让史官这样写，就接连杀了三 个史官。当后来听说有位“南北氏”准备捧着简册日夜兼程的赶来准备续写的时候，终于下不去手了，于是，齐史方才定性为“崔杼弑庄公”。

    表面上看，史官不赞一词，不贬一语，可是，一个“弑”字却表明了作者的倾向。在这貌似客观的描述下，却隐蔽了事情的真相：崔杼为什么要弑庄公？弑的有理无 理？当然不能排除政治争斗的因素，但事情真正的起因，还是庄公给崔杼戴了“绿帽子”。庄公不仅与崔的夫人棠姜私通，而且，还到处以此炫耀，并把崔杼的帽子 到处送人（估计这就是“绿帽子”的起源）。试想，崔杼作为堂堂七尺男人，且重权在握，如何能受得了这口鸟气？庄公也是欺人太甚，骑在人家脖子上拉屎，岂不 是找死？尤其是崔杼称病在家时，庄公还要借探病为由来找情人。大概棠姜也觉得他太过分了，就躲在屋里不肯出来，庄公居然抱着柱子唱歌。这明目张胆的挑衅， 终于激成了大祸。当崔杼的手下冲出来时，庄公吓得想跳墙逃走，结果还是被杀了。按理说，崔杼的“弑”庄公，实在是被逼无奈，换了谁，也不会咽下这口气；庄 公被杀，实在是咎由自取。可是这么大的冤情，却被史官的一个“弑”字给“屏蔽”了，使得后世的人们，只知道崔杼是弑君犯上的恶徒，庄公的恶行却被无言的抹 杀了。

    儒家历来是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所谓“讳”，其实就是“隐恶扬善”，只说好话，不提坏事。做了多大的坏事也不能说。这样写出来的历史能是 客观、公正的吗？而且，“尊者”、“亲者”、“贤者”......要为这么多的人而“讳”，那史书的可靠度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曲解历史、 歪曲历史，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其流毒之广，及至现代，一部历史后面，隐藏着多少冤魂怨鬼！难怪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里面没有 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信哉斯言！

    与“春秋笔法”相对的，是“太史公笔法”。太史公，也就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为世人所称道，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体现 了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从人性出发，设身处地的写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必然反应，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不隐恶，不为讳，秉笔直书。这才是史 学的正道。可惜的是，史学家真正做到想司马迁那样，是难于上青天的事，而胡乱编排历史的事却太多了，其谬种流传，殃及当今；篡改之风，于今为烈。君不见， 毛朱会师被改成毛林会师；开国大典照片被屏蔽了若干人；共产党八年抗战成了一枝独秀；建国后多少骇人听闻的案件其实是子虚乌有……

    事到如今，要想让历史留下其本来面目，如果仍寄望于所谓的“春秋笔法”，恐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可惜，我们无法起司马迁于地下了。其实，就是司马迁活在当今，此一时，彼一时，恐怕他也难以再写出《史记》的续篇来了。否则，《史记》也就不会称为“绝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