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钩沉（73）

    李西法，与我同岁，是我的同族近支，按辈分，我应该管他叫叔。我俩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都是同学。在班上，就数我俩最小，因此大家就称我们是“小爷俩”；那时候，学校里时兴搞“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所以，我俩又被称为“一对红”。有的时候，人们就连起来叫“小爷俩，一对红”。我们这个“一对红”并非浪得虚名：论学习成绩，每天作业几乎都是“优”，连“良”都没得过；每次考试，我俩都是前三名；论才艺，我俩都是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我俩最擅长的是说对口词。对口词是一种曲艺形式，由两人表演，一说一对。具有朗诵诗的一些特点，语速较快，衔接紧密，情绪激昂，配以大幅度的动作表演。表演的内容，除了最高指示就是一些空洞的大口号，表演起来，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倒也蛮有煽动力的。有一回我俩共同表演，演着演着，我的裤子一下子滑落下来，我赶紧用手拽住，才不至于“春光”泄露的过于严重。原因是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连根儿腰带都没有，平时只是把裤腰一挽，勉强系住。表演的时候，因为动作太大，所以，裤子一松，就滑落下来。顿时，人们哄堂大笑。我臊得脸通红，赶紧跑回老师的办公室。张玉和老师找来一根自己的腰带让我用，这才回到场上继续表演。当时，父亲也在学校代课，看见此情此景，心中的尴尬可想而知。不过他倒也没有说什么，因为这实在也不能怨我，没有腰带不是我的错。

    不但是在学校里，就是在校外，我俩也是形影不离。上学放学都是结伴而行。尤其是下午放学早，离天黑还早着呢！我们（有时也叫着其他同学）回到家，背起筐子就一起下洼了，一起砍草，一起拾柴，一起游戏，一起开仗，甚至一起偷梨爬瓜。当然，我们也有闹矛盾的时候。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俩吵了起来，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到了谁也不理谁的地步，上学放学也不再一起走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受，但又不好意思主动认错（估计他心里也不会好受）。过了没几天，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主要就是要求和好的意思。当时，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居然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呢（当时可能是上二、三年纪）！随后，我们就立即和好了。

    后来，我们一起升入了初中，被分在两个班。这时我开始偏科，平时只爱看一些文学书籍，数理化就比较差。人家他却仍然全面发展，各科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那时，时兴小将登讲台，结果，他被选为数学代表，我被选为语文代表，各自在班上讲课。虽然我们事前也都做了一些准备（当然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课讲的也是稀里糊涂，但在那时可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呢！初中毕业后，他升入高中继续深造，我却名落孙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从此以后，就像不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交往渐渐稀少。再后来，他高中毕业，先是在村里当会计，后来又到泊镇矿山机械厂当了“轮换工”，就又加了一层“城乡差别”，来往就更少了；再后来，他回到村小学当教师，我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以后，也回到了本村教书，我俩居然成了同事。但是，只作了一年多的同事，我调进了城里，在市教育局工作；他后来也调到乡文教室当会计。我俩在一个系统工作，“家事国事”来往得比较频繁，甚至他成了我与老家联系的桥梁。一对小爷俩，虽然不再是“一对红”，却仍然是关系很好的一对儿好朋友。仔细想想，也许这也是一种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