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短短一个月，却辗转北京、上海，最后才落脚到了武汉。

    这个季节的上海，浦东浦西都俨然一派战场景象。傍晚过后，骤雨初歇，下东方明珠乘轮渡至外滩，犹如置身于火光四溅的赤壁战场一般。从南京西路夺路岔进去，逆着涌向浦江的人流，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在抗争中走到人民广场。我们一家人怔怔地站在河南中路的路口，叔叔极幽默地说了一句：“从天上洒一把绿豆，也不见得会掉到地上几颗。”而我很直接地作出了回应：“来这里的人都疯了，包括我们自己。”在我的认识里，北京比上海更显和谐一些。这两个城市的物价相差无几，但在北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显然更划算。

    老北京的风韵让我流连，上海滩头的声光使人梦牵，但她们远远还没有达到宜居的标准，她们甚至是向着非宜居的方向飞驰。北京和上海，奥运与世博，中国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如果没有她们俩，在西方民众的眼中，中国大抵会减色三分之二；但也可以臆断，如果过于溺爱她们俩，东方古国的民众会添几分菜色。

    除此，还有一点见闻使我十分惊诧，这是我以前去京沪时所没有悟出的。在北京，扫大街的大妈、开出租车的司机、什刹海的三轮车夫都操着最纯正的北京儿腔；在上海，好摆平家长里短的娘舅、包生煎小笼的师傅、把裤衩晒到电线杆上的阿婆开口便是“侬前侬后”。与此相对，有许多开着名车的男人和那些挎着名包的女人，他们的口音来自五湖四海，只不过时时生硬地融入了一些“儿化音”和“吴侬腔调”。由此我发觉，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老北京人和大上海人，他们并没有乘上资本之城的快艇，他们仍然在一片泥淖中“被挺直”腰杆前行。

    可是，他们的躯壳，何处安放呢？

    我搭上北京的出租车，点名要再去看看老胡同，善侃的司机幽了我一默：“您瞧，这东四十条，明朝那跟前儿就有了，只不过现在稍微扩宽了一点，成了八车道。”而据我观察，要说老胡同，也就前海、后海、南锣鼓巷、琉璃厂那附近有点儿了。可就算是那里，十有七八也被圈进了“旅游黄金圈”。

    而上海，石库门正渐渐地被座座商厦所取代，白莲汀却早已被改造成了世博中心场馆的驻地，羊肠弄堂被当作上个世纪的旧物被不吝惜地摒弃，于是几年后再来上海，便真的很难在大众景点之外再搜寻到往日的记忆。

    如今，有很多外地人会以仇视的口吻去评价北京人和上海人，说他们看外地人都像乡巴佬，其实这是很不公道的评价。如果说蜗居在北京和上海的外地弄潮儿是身心疲惫，那么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胡同和弄堂里的京沪原住民更是既累且冤——尤其是对于许多只想过过平淡日子的京沪家庭，如果家中无人相识权贵，家中也没有摇金掷玉的儿女，城市的扩张、拥堵他们要忍受，城市的污染、喧闹他们要习惯，城市的高物价他们无可奈何，外地人来抢饭碗他们要提防，大型盛会的举办他们要克制——继而胡同湮没，弄堂消逝，屋檐之下的春燕明年无处啄新泥——既然如此，那怎样才能让京沪的原住民们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呢？

    平心而论，在我到过的一些欧洲城市中，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有如此之多的高楼大厦，也没有见过人流从四方聚拢向某个中心城市喷涌的奇观。我见到的，反而是西方民众对上天的敬畏和对故土的珍爱，乃至对故土上一切附着物的呵护依赖。

    仰望天空，是因为星空里铭刻了人们的信仰；俯视大地，是因为土地镌刻了民族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唯有敬天畏地，人类才能在天地之间、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积累社会财富而非个人私产。现在的西方学者喜欢以中国近三十年的魔幻发展作为前沿课题，其实他们应该明白，在书写“中国速度”的帛书背面，浸染的是“中国之痛”。我想，这个痛便是因文化之殇而痛，这个痛便是因无处安放我们的躯壳而痛。

    而此刻回到武汉，这里比我走的时候更像一个工地。家住武汉最为繁华的徐东商圈，天上在架高架，地下在挖地铁，楼房背后在填外沙湖建楼盘，而内沙湖早已填光，说实话我每天睡觉都不安稳了，生怕像其他城市一样出现莫名的塌方。前段时间在主流网站上看到一个调查，说京沪的高收入人群有七八成都倾向移民，其实抛开“为富不仁”或者“爱国不诚”这一层面来讲，他们的决定还是相对理性的。

    可是，我是一个热爱这片天、这捧土的人，尽管天空不再蔚蓝，大地不再散发泥土的清香，空气不再沁人脾肺；可是，只要我多一天把自己当作文化人来看待，我就不会丢掉读书人的良知和对天地的敬畏。

    其实，我一直有几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在违背了市场螺旋上升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普世规律之后，中国飞速乃至畸形发展的最大推手是什么？是不是经济数据可以解决国家、个人与内心的大部分疑难？

    刚回到武汉，就得知这里正在进行旧城区改造，具体地就拿我比较熟悉的青山区来说，这里要推掉十多个街坊。我想，“街坊”在武汉大抵和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差不多，他们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代，提供给当时来自全国各地来汉工作的工人及家属居住。因为当时的武汉拥有一批颇有名气的“武”字头工厂，譬如武钢、武船、武锅，而这几十年下来，产业工人们便从拖家带口渐渐地在江城扎下根来。在所有武汉的街坊中，青山区算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地域了，这里至今仍居住着武钢几十万的工人和家属，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仍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居住在街坊里。而我，就是在这样的街坊里长大的。街坊的楼房大多是跨梁式的红砖房，楼层最高不超过五层，一楼的住户大多会在门口种点花花草草。

    就拿我家的街坊老房来说，以前在门前种了三棵小桑树，我和它们一起长个。可没过几年，他们都已经窜到四楼了，每年春日养蚕时，无数孩童争相爬到我家的桑树上抢桑叶。我的家人很是为难——都是街坊，不好不让邻居家的小孩抢，但小孩们折断了桑树枝桠，奶奶也会心疼地大骂；但如果纵容大家都来抢桑叶，万一要是有人从树上摔下来，不知道后果又该谁负——最后，我家只好把长得较低的桑树叶都摘下来，待到人来时免费赠与——即便如此，小学、中学门口做桑叶生意的商贩仍会找上门来“扯皮”。这些虽是小插曲，却是我对童年时代弥足珍贵的回忆。

    如今，奶奶搬到了钢花的新街坊，老房由叔叔一家住着。今天下午去拜访，桑树因为长得太快，已经被移植到江边了，取而代之的是丝瓜藤、黄花秧、辣椒树和栀子花。而在街坊巷弄，在门前几平米的空地上，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会务点园艺，要么种点花草，要么搭个瓜架。在我看来，这里就是安放我童年躯壳的地方，也是我最初体味人间温馨的地方。这里砌房子用的红砖，到现在敲起来还会有汉瓦的那种铿锵声，摔在地上都不会断裂，这和如今砖窑里烧出的土砖大不一样。街坊里的房屋结构颇具苏式风格，它们都还远远不构成危房，这里绝不是什么景点，只不过是几十年前几十万人从蜗居到幸福的地方。

    我今天走访了以前的街坊小学，由于入学人数变少，已经和其他小学合并了，如今这块地成为了拆迁总指挥部。我深深地怀疑，是否有半数的老居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住到一个高耸的不再有邻居的装修得像水池的还要倒贴十几二十万才能勉强暂住七十年的还建房。

    武汉，是被国家遗忘得太久了，所以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还会遗漏了这么多“街坊”在人间。但是我想，像我这样的武汉伢这些年来应该比无处安放躯壳的北京、上海孩子要幸福得多吧！现在武汉终于重新有了自己的铁路局，确立了全国高铁、水运枢纽的天元位置，国家也有“中部崛起，武汉先行”的口号，我们却最终走了和北京、上海一样的路。

    假使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都是三十年寿命，即使可以居住六十年也不能继续住——那我们可以先挖三十年地球，三十年后发现要拆了重头再挖三十年，三十年后再拆了再挖三十年，那么GDP当然可以保持持续高增长，但是九十年后我们有哪一代人将会知道自己的躯壳安放在哪呢？我们的社会公共财富在不断拆迁修挖改造中会得到积累吗？我们明知道高楼鸽子笼式的商品房不宜居，那我们还这样不顾质量地疯狂地拆建，最终得利的是什么，最终毁灭的又将是什么？

    多少年后，倘若世界民族之林中有这样一支，他们抬头看不到希望与信仰，低头寻不到文化之源与历史之根，任由他们艰辛困苦、愤怨麻木，天地之间何处可以安放他们的躯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