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的思考之九：谈“制度”和“思想”、“文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引起了人们对国家富裕还是贫困的原因的关注。获奖者提出的观点很明确，这就是一个国家有没有好的“制度”是关键，而资源是否丰富、科技是否发达，都不是重要的。其实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并不是今天才突显，为什么又引起人们热烈的讨论呢？这篇文章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在中国自从有了“国家”概念的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新文化运动之后，讨论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文化上的落后，是封建传统思想造成人们的“愚昧”，需要开展“启蒙”运动，需要引进西方文化，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国民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是有怎样的“制度”，好制度使“坏人”不敢做“恶”，使“守法”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使国家富强。当初比较有影响的著名人物鲁迅和胡适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对事物的分析判断最终都会落实在“语言文字”上，我们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看这两种认识。

我们说任何一个“词语概念”都有“实”和“虚”两方面的意义，“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工作制度、财政制度。（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这篇文章主要是谈“制度”这个词的“实”意义，也就是词典里说的“（1）”，而（2）则是“虚”意义。我们说的“制度”从语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看是个逻辑概念，“外延”是清晰的，一件具体事物是否属于“制度”是确定的。而有关“文化”、“思想”、“人性”的概念都是来自人们的“思考”，我们可以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但是我们无法找到它们对应的具体“事物”，也就是这些词语概念没有清晰“外延”，不是属于“逻辑概念”。一个人爱踢足球，我们不能判断他就爱“文化”还是不爱“文化”，尽管足球运动属于一种文化现象。一个人爱看书，这就比较接近“爱文化”了，但他从这本书理解了什么，是无法得知的。每个人都有大脑，也都会有“思想”，思考了什么别人是不会得知的，人们相互能知道的只有“对方”发出的“话语”。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讲，大部分时候是不会谈论这些问题的，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谈不上有“思想”的，更谈不上有什么样的“思想”。论语中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论述，就指出一般百姓是没有什么“思想”的，“上面”说什么，表达什么“思想”，“下面”就跟着“说什么”，去表达同样的“思想”。再谈“国民性”，这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在社会上的“习惯品行”进入“读书人”的头脑之后，由他们去思考，经过归纳总结后抽象出来的“概念”，也并不是什么具体存在的“事物”。经过我们分析，“文化”、“思想”、“人性”都是一个“虚”的词语概念，使用这些概念主要是用来交流彼此的“观念”，而不是指导人们去“做什么”。我们常讲要解放、改造、重塑“思想”，这些“命令句”都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呢？

所谓“思想”不过就是“著作”，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是所谓系统“语言文字”，一个人没有创造或者没有掌握系统的“语言文字”谈不上有“思想”。日常生活中常说某人“有思想”，不过是说这个人善于“思考”。属于“思想”的“语言文字”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主要是供读书人进一步思考问题时的“素材”，并没有去实践落实的意义。至于社会上更广大每日为生计忙碌的人们来讲，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的。孔子有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其意义就是把“思想”传递给妇女和普通百姓是十分困难，也是不必要的。

从上面我们的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是否平稳有序，是否民富国强，起关键作用的，不会是这个国家奉行了什么“思想”，同时也不是由“文化”来决定。“思想”、“文化”都属于个人在“精神”上的活动，而不是属于国家的。“语言文字”可以记述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也可以交流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思想世界”。前者是具体事物和“话语”之间的映射；而后者只是诉说了一种“精神”，是没有现实“东西”存在的。“思想”、“文化”反映的都是人的精神活动，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意义不是解决现实问题，没有什么“好”、“坏”，“正确”、“错误”，“先进”、“落后”等等在逻辑判断上的意义。现实中一切现象的过程都是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记述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可以用逻辑去推导。社会发生的现象是人参与的，人的“精神”的确会在其中产生一定作用，此时把这种“精神”起到的作用通过“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所谓的“宗教现象”。“宗教”是解决人们产生的“精神”上的问题，如果用来处理现实问题在短期可能发挥作用，长期使用会没有效果，甚至可能产生“极端”，造成社会混乱。认为“精神”上的东西决定了社会客观现实的存在与发展不是科学的态度。

一个国家成功还是失败取决定性因素的是有怎样的“制度”，“制度”和“思想”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它们都和“语言”有直接联系，都是由“语言”来体现，但它们不同的是“思想”是在讲不实际存在的“精神”；而“制度”是和具体规范人的行为有关的“语言”，有引领、控制现实发展的作用。有人谈到为什么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回答是因为制造问题的人和解决问题的人是同一个人。现实的问题就应该在现实中解决，你不能从“语言文字”中推导出来的“问题”认为就是现实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勤于思考可以使人聪慧，但是把“思想语言”和现实混淆，恰恰是产生“愚昧”的根源。“宗教”和“科学”都是人的“精神活动”，“宗教”是思考人的“精神”；而“科学”是思考“现实”。将“宗教”和“现实”联系，很容易产生“愚昧”；对“现实”没有一点想象能力，也不会学习到“科学”。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百多年前“庚子之乱”那段历史，当时出现了大量“愚昧”现象，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愚昧”是怎样产生的。

清末不少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北方腹地传教，给当地普通百姓带来不少新鲜事物，有物品和习惯，也有思想观念和“宗教”。当发生反洋教运动后，一部分老百姓和传教士们站在一起进行抵抗；一部分老百姓加入了对西方的战争。而在整个庚子之乱中出现的愚昧现象都出现在后者身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部分人是如何认识“洋人”和“洋教”的，前者对传教士们的认识主要是自己观察后得到的；后者主要是从他人的“话语”中得到的。也就可以推出“愚昧”都是来自不能正确认知的“话语”，是由社会舆论造成的。而能够广泛传播“话语”的人都是所谓的“读书人”，是所谓有“思想”的人，也就是大小官员和他们的“后备军”。历史也正是这样，当西方大量观点和新鲜事物进入这古老国度，“文化人”不是去认真思考和亲身体验，而是从“故纸堆”来认知“现实”，于是使“愚昧”广泛存在于大大小小的官员和读书人身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结果使大量与“西方”并没现实联系，甚至是可以从“西方”得到好处的普通老百姓，也加入到反西方的“阵营”，最终酿成“庚子之乱”。如果我们总结其中的道理，这就是认识任何新“事物”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语言文字”中去认识。

我们分析了“思想”再看“制度”的重要。现实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受到大大小小，明文的或不言而喻的各种“制度”的约束，“制度”是紧密联系现实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是存在“比较”的，也就是有好、坏之分，有过时还是不过时之分。总之，“制度语言”是有逻辑的，是可以评判、修改的。我们强调“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也就是否定了“社会制度”是我们所说的“制度”，“社会制度”是人们的“思想”，而不是规范人具体行为的“制度”。我们常讲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就不是对有关现实现象的区分，而是在谈论“思想”，其中的“社会”、“主义”、“资本”都不是什么具体实在的“东西”，而是人的思考。这次诺奖经济学获得者观点就是“宽容的经济制度促使了国家持续繁荣”。更确切讲一个社会是稳定发展还是混乱，是繁荣还是衰败，是由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决定。“制度”遍及社会每个角落，每项“制度”都和社会的繁荣与衰败有关，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而“社会制度”是全社会各分“制度”的“积分”，而去做这“积分”的主要就是“读书人”，是人们的“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来关注和自己有关的“制度”，努力去完善它们，这是为自己，也是为了这个社会，也是在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例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班规、校纪、厂规、交规……等等都是“制度”，都值得我们去关心。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能参与制定和修改社会关键“制度”的机会不多，这方面显然是“读书人”、“执政者”有更多的责任。

既然“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成功，我们把成功国家的制度移植到落后国家不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而现实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施行了西方先进国家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显著效果，甚至造成混乱。于是人们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不是有什么样的“制度”而是“文化”。这里又是在词语概念上产生了混乱。我们讲的“制度”是“集合”中的“元素”，是指散落在社会各处，各个历史时期的“制度”，并不存在“（某）国家的制度”，你“移植（某）国家制度”根本就是一个空想的命题。同样，一个人只是提出某方面应该有怎样的“制度”时，存在“可行”、“不可行”，“好”还是“坏”的评价；但当你说国家应该施行什么制度的时候，就不是在谈论什么具体的事实了，而是在谈“思想”，也就失去对现实问题的各种判断意义。例如你提出“我们要重视教育”，这就是一种“思想观点”，和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关系。你提出“取消全国统一高校招生考试”，这就提出了对“制度”的修改，现实中是否可行？优缺点在哪里？……就都可以进一步去讨论。如果决心去学习某先进国家的“制度”，就要分门别类，一点点去对照，可能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可能把这个国家的“制度”完整移植过来。总之一个国家要繁荣就需要有“好制度”，而“好制度”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夜可以完成的，需要“很多人”长时间去做出点滴努力    ！

如果我们认识到关键在“制度”，那么“文化”、“思想”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不重要了么？答案是否定的！！“制度”同样有“虚”、“实”两方面意义，我们谈论“好制度”的建立和“坏制度”的废除，都是使用“制度”概念的“实”意义。但这个过程也都必须要有人的“思考”，都有“文化”的发展在其中起作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最成功、最伟大的成就是废除了“文言文”，提倡了“白话文”。这就是废除了“旧制度”，建立起了“新制度”，也是百年来是促进国家大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这场运动失败的地方也是很明显的，认为中国缺少“先进思想”，需要通过改善“国民性”来建立富强的国家。这就是从“制度”的“虚”意义上去看，而忘记了现实中的“制度”。当一个社会无法废除“坏制度”，甚至最基本具有常识性的必要“制度”都遭到破坏时，社会动乱就开始了，此时谈什么社会的进步呢？今天的社会相对来讲物质是可以完全满足人们需求的，出现的问题都是围绕人类的“精神需求”，也就是所谓“文化问题”，例如各方面的“学术思想”和各种“宗教问题”等等。我们发展“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新“好制度”和去除“坏制度”的工作中来，要警惕用“思想”取代“制度”。同时“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制度”来作保障，这“文化制度”就是人人在“精神”上是完全平等的；在学术研究上，在言论上，是“百家争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