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演讲后的感想——谈价值判断

无意中花了一个多小时听了鲍鹏山先生好几年前演讲视频，颇有感想，可惜没有能力与鲍先生直接交流。鲍先生的文章看（听）过不少，他对中国经典著作的评述是很有见地的，纠正了我不少原有的观点，从内心是很佩服他的。在认识传统经典著作这方面我只能是个“小学生”，只不过希望了解多一点，对回答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找点“源头”。今天听的这次演讲不少也正好是我闲暇时思考的问题，觉得总结一下，写篇“听后感”，也是有意义的，也借机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鲍先生谈到他应邀写的题词：“好好学习，应付考试；天天读书，面对人生”。指出中小学加大学共16年，耗费太多精力去学习，不过是应付考试，不但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反而厌倦读书，对此颇有感受。我退休后，有几次处理自己的书籍。一些专业书常首先被处理，而有关文理交叉内容的（如哲学），有关历史、文学各方面的，甚至在社会有较强反响的小说，常舍不得丢弃。真是感到人到了没必要“应付考试”时，也是对人的一次“解放”。同时回忆自己走过的“历史”，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再想想看过的书，面对自己不算多的藏书，真有一种洞若观火的感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如果我们看看身边，看看年轻人，看看同代人，会发现真是爱看书，有藏书的人太少了。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泪下”之感叹。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社会出现的很多匪夷所思的怪现象都与此有关。在电视上看到国家排球队戴着口罩参加国际比赛的镜头，如此荒唐愚昧的现象说明什么呢？这些人能是没文化的穷山沟里的放羊娃吗？但可以肯定说其中的领队、教练是很少读过“真书”的，是失去思维能力的人。孔子讲“君子不器”也是这个意思，成为“君子”并不是你有多高的专业水准，重要的是具备“思维”能力。鲍先生说开不出推荐的书目，的确是这样。今天每个人都处在“书海”中，重要的是通过“看书”来扩展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不是使自己成为好“机器”。直接论述思维方法的就是所谓“哲学”，但除去很少一部分哲学专业的人之外，人们不可能直接去读哲学书籍，但所有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书籍或多或少都有“哲学”，牛顿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定为“自然哲学”。就是所谓的好小说也是因为包含了不少哲理。读书就是为了得到思维的锻炼，能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当然在人文社会学方面也有大量只是为了获得好考试成绩的书，有大量对提高思维能力没有太大帮助甚至相反的书，鲍先生提到的琼瑶的言情小说就是这样一类书，我们说缺少读书习惯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中的“书”是指哲学类和含有哲理的书籍，因为缺少思维的社会无论物质财富有多少终归是不可能持续的。

社会出现的任何现象都是人为行动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他的“思想”支配，但无论任何人的“思想”，包括什么“观点”、“想法”等等，都是看不到、听不到的，我们看到、听到的只能是这个人的“言论”。故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行为是他相信什么“话语”造成的，社会上所有人为造成的幸福和灾难也都是和“语言文字”有关。人们相信了科学，有了几次工业革命而使人们摆脱贫困；相信了革命理论，就有了革命行动……。就是每个人喜怒哀乐也是常和听到什么“话语”有关。鲍先生提到的“事实判断”，无非是要准确对事物进行描述；提到的“价值判断”是指应该说什么和不应该说什么。既然“话语”如此重要，有关语言哲学认识就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什么是语言哲学呢？或者说什么是“语言逻辑”呢？这就是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概括的：“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务是可以说清楚的，这部分我们就应该努力去说；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就不要去说。能说清楚的事物不去说清楚；而不能说清楚的一定要去说，这两种情况下的“话语”都是缺少逻辑的。中国一百多年来苦苦探索应该走何种道路，至今仍然在迷茫中，可以说是忽视了人们从出生不久就开始在学习的“语言”，忽视了所有人都会说的“话”也存在值得重视的哲学问题。

鲍先生指出一个人对事物是否能做出“判断”很重要，也指出“判断”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前者是指对客观性事物的科学判断；而后者是从主观上做出“对和错”、“美和丑”、“好与坏”的判断，是指人们从道德伦理，从人的精神信仰上去判断。鲍先生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们普遍缺少价值判断能力是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直接指出所谓的“公民”是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是具有价值判断能力的人，而不是“良民”、“顺民”（缺少价值判断能力的），也不是“暴民”（有相反价值判断的）。鲍先生的观点的确切中时弊，也指出建立“公民”社会的道路之漫长。中国为创建公民社会应该有一百多年历史，为此付出了无以伦比的代价，如今落得个如此现状真是值得思考。中国的近现代史说明我们社会的知识阶层的思维能力是有欠缺的，更多的基础哲学知识并没有被太多人掌握，造成整个民族哲学素质的低下，也就是鲍先生说的“普遍缺少价值判断力”。但用“价值判断”这个概念来说明还是缺少哲学上的支撑。例如“价值判断”存在“标准”吗？没有，如何能做出“判断”？有，又在哪里呢？鲍先生谈到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人们普遍缺少“价值判断”能力，为此他举出很多例子，而这些用语言哲学很容易得到解释。

鲍先生提出需要对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五四运动”进行“价值判断”，这让我想到胡适先生，他的“话语”是最符合语言逻辑的（这是我的认为）。例如他强调“要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而我们所听到的很多都是在说“别人的话”，一个人为什么说别人的“话”呢？这主要是所谈论的事物自己是不清楚的，按照语言逻辑，你不清楚的就应该“沉默不语”，“说别人的话”就是不遵守语言逻辑的现象。“五四运动”以来，社会发生的很多社会动荡，不都是在众人都“说别人的话”中发生的吗？胡适先生提出“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不就是“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问题”，具体而实在的，我们就认真研究一番；“主义”谈不清楚，就不要去说了。如果我们的社会普遍能在“说话”时能认识到这一点，还会有百年来的动荡吗？就是今天我们遵循这一点，去解决一个个“问题”，不是去谈“走什么路”，还会迷茫吗？

鲍先生举了一个孔子对“鬼”的态度，认为从事实判断上讲“鬼”是不存在的，但我们更要重视“价值判断”，重视引发的后果。认为“没有”，可能引发对死者的不尊重；说“有”，可能会引发人们的“厚葬”，故而孔子不回答这个问题是睿智的。认为世界没有“鬼”这不过是“物质判断”，并不是“事实判断”，是把“存在”的主体仅局限于“物质”，这实际上并不符合人的认识事物的过程，因为“语言”就不是“物质”，人抛弃了“精神”则不会有语言交流。孔子对是否存在“鬼”不予回答是符合语言逻辑的，也就是无论“鬼”还是“神”都是说不清的东西，保持沉默才是符合语言逻辑。任何能做出“事实判断”的我们都应该做出，这也是“能说清楚的”就应该说清楚，而不是文过饰非。鲍先生提到的克隆人的问题，很多政府都立法禁止，但禁止的是研究和实现克隆人的行为，并不是对克隆技术和理论做出“判断”，也不是说明有时候需要“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

鲍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来强调一个人“价值判断”是重要的，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判断”，而是强调人们不能缺少同情心、怜悯心，不能唯我独尊，不能幸灾乐祸……。他举例谈钓鱼、网鱼、用高压电电鱼三种现象，虽然都是获取水中的鱼，但要给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强烈谴责电鱼的行为。鲍先生说的“价值判断”所强调的是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是重要的，也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何是重要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价值”、“思想”、“精神”都只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也就是一个人说什么和相信什么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认识“语言哲学”才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石”。任何一个“语言概念”或者说“事物”都有“虚”和“实”的两面性，也就是有“能说清楚的”一面和“不能说清楚”的一面，我们只能依据“实”来进行判断，而判断标准就是“法”。例如“电鱼”肯定是违反了水域管理规定，是违法的，是不好的。但任何“事物”从“虚”的方面去看，是说不清的，是不存在“标准”的，也失去了“判断”的意义。“钓鱼”显示了“闲情逸致”；“电鱼”是“赶尽杀绝”，显示的人的“戾气”，这些“判断”是多余的，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不是在分清精神境界的“好”和“不好”中提高，而是在谈论精神境界上能注意“保持沉默”，人的精神境界只能在宽容、谦卑中提高。对任何“思想”判断的实质是对“语言”的判断，应该看其是否遵守语言逻辑，遵守语言逻辑的“言论”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它显示了人的“思维”。强盗大喝一声“留下你的财物”，他的“话”是没问题的，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我们指责和制止的是他的抢劫“行为”，而不是他的“思想”。社会发生动乱，人们在大街上呼喊各种口号，里面就存在不少不符合“语言逻辑”的话语，这些话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喊出的，说明这个社会流行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是“价值判断”出了问题，没有民众这些“高调”的声音，能有社会的混乱吗？

我们再看鲍先生举的一个例子，一个清华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年纪又比较小的理科学子，用硫酸再三去动物园抛撒狗熊，来看动物的认知能力，后被管理人员“抓获”。这件事情是清楚的，侵犯了公共财物，缺少对生命的尊重，是缺少人文精神的表现。鲍先生随后批评了一些“专家”对这件事的评论，认为这位学子有心理疾病，心理不健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单亲”家庭。鲍先生严厉批评了这些“专家”，认为“单亲家庭”和心理健康没有必然联系，更不能把这恶劣行为归于有“心理疾病”，这种评论伤害了无数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是伤害了更多的人，是说了不该说的话。鲍先生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而这些“专家”所做出这样的解释恰恰是没有重视“语言逻辑”的重要。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但这怪异的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为什么会落到这位学子的身上，是说不清的，应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讨论一个人犯罪心理需要谨慎的态度，而不能随便去说“不应该说的话”。例如探讨单亲问题当然也是个重要话题，但需要大量数据来说话，不是在讨论一件具体的“事”，不应该成为在公众舆论场合“哗众取宠”的话题。从“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中很容易推导出一个人说话要符合逻辑首先要注意“说自己的话”，其次要说自己熟知的东西，要和也了解这件“事”的人交谈。这些是“语言逻辑”也是“常识”，也是基本的伦理道德。但做到并不是容易的，人们常常为了彰显自己，去学说“专家”的话，去替“权势”说话。鲍先生举出82岁物理学家娶28岁年轻女子和大学教授嫖娼的例子，指出对别人的私生活不要指手画脚，也是强调说话的逻辑，不说“别人的话”，不说自己不了解情况的话。不符合语言逻辑的话语，出自普通百姓，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如果社会媒体不是注意启发读者的“思维”，不注意秉持语言逻辑，很可能惑乱人们正常的思维，为社会混乱埋下伏笔。

鲍先生在演讲中举了很多国之间的历史事件，指出人们在认识这些事件的“价值判断”上出现问题。他指出的这些问题同样凸显了在使用语言上缺少逻辑。例如“国家”这个概念从“实”的方面看，它是指一个地理疆域，这个疆域上生活着人民，管理这个疆域有“政府”……；从“虚”角度看，“国家”只是个“概念”，它的实际内容是变化的，是繁杂的，是“说不清的”。例如“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只能在讨论某特定问题时，彼此有了很多交流时才有意义。而在大众媒体，广大民众相互交流时，这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概念，大家应该“沉默不语”。大家都知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成语，但对一个“国家”而言，“玉碎”和“瓦全”何者是“国家利益”呢？再举个例子，一次世界排球竞标赛中，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这个“事实”是分别在两地组建的“队”的胜负现象，如果从“价值判断”上去看，认为是两个“国”之间的比赛，胜者是“国”的代表，是民族英雄，全国都要为他们欢呼，学习他们。一场体育比赛引出如此热烈场面，不就是不能遵守“语言逻辑”，一再“偷换概念”而形成的吗？再如“民族”这个概念，实质上它就是“概念”，是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张三、李四、王麻子这些具体的汉人存在数千年，遍及世界各地，但他们谁也不是“汉民族”，“汉民族”只是人们头脑中的“概念”。不仅汉民族如此，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如此。然而因为“民族”争端引发的战争充斥了人类历史，最近的俄乌战争不也是吗？人类远比动物聪明，但动物绝不会为不存在的东西争斗，但人会，而且很可能为这不存在的东西毁灭掉人类自身。

小结一下。带给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人为幸福和灾难的，都是我们听信了什么，受到什么舆论的影响。如何区别哪些“语言”能带给我们幸福？哪些又可能带来灾难呢？这就是看“话语”能否恪守“语言逻辑”，对“事实”，对能说清楚的，去认真说清楚；而对说不清的“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