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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历史之二十四:东晋十六国篇二

(2017-05-03 10:31:13)
标签:

历史

文化

东晋

桓温

石勒

分类: 香草天空(文字、心情)

  我看中国历史之二十四:东晋十六国篇二


          和运超

    
    东晋立国前期除了内部矛盾不断外,事实上的确还时刻受到江北中原势力的威胁………………

我看中国历史之二十四:东晋十六国篇二
山西吕凉玉林山石勒之墓

  关于石勒所属的羯族究竟是什么来历,争论也一直很大。以传统史书来说,基本认为是匈奴别部,崇尚火祆教。以石勒家族后来姓石,一些观点认为可能来自西域石国,至少很有些渊源。这种看法目前占据上风。中原之所以会有羯族,可能是汉朝李广利征服大宛,与之相邻且关系很好的康居,共同与大宛对抗汉朝,后来战败臣服,部分人被带到中原,发展成为中原的羯族。
    当时西域康居的另一称呼是康渠,也就是羌渠,是作为古代义渠西羌的延续。由于他们是游牧民族,西迁发展为康居。过去有学者认为康居就是河西大月氏西迁后的别部,大月氏本身很可能是古代河西地区的羌戎之后,西迁后渐渐与西域的塞种人融合,渐渐形成了新的康居人。
    而羯族,属于康居后裔,康居大宛与匈奴在汉代一直是结盟关系,渊源久长,在三国两晋以后,羯族出现就仍然被看作匈奴别部了。后来石勒家族追溯先祖,恢复为西域石国的石姓。
    那么,对石勒的争议其实主要出自东晋方面流传的一些说法,如著名的《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多晋朝史料中有大量屠杀记录,在许多州郡开展。其实这方面很多矛盾,因为不能否认石勒迅速就恢复了占领地区的秩序,并严禁滥杀。他十分重视各地人才搜集,在城四门建立了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几个学校,一度还亲自到太学监考,对优秀者加以褒奖。
    在文化方面除了推崇儒学外,其实对佛教传播也起过作用。如当时的高僧佛图澄,就很受石勒的敬重。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据说是去天竺修习的佛法,他到洛阳传播佛教为晋怀帝永嘉四年,与当时推崇儒家经学的许多人进行辩论,非常受人瞩目,后来东晋的著名高僧道安就来学习,成为他的弟子。
    洛阳被匈奴汉赵攻破,石勒受命屯驻南边准备进攻建康。佛图澄已经八十,因部将郭黑略的举荐,与石勒进行会谈,劝谏石勒,两人建立了几近师徒的友好关系,可能也侧面说明石勒与西域人的某种渊源。石勒称帝后,一直对佛图澄敬重有加,经常听取意见,为佛教在北方传播起到很大推动。据说在石勒时期,受佛图澄影响而建立佛寺达893所。之所以佛图澄会那么受礼遇,不全在于他的佛学高深。试想,石勒是纯粹的文盲,连汉字都不识的,虽然他本质上很好学,也很聪明,但大半辈子都在征战杀戮,还不大可能高明到能轻松领会佛法,好比后来禅宗六祖慧能那种绝顶悟性的文盲,也需要长年待在寺庙才能一朝顿悟。那么,凭借什么佛图澄能获得石勒等当权者的敬重?完全是因为当时佛教大师都显密双修,懂得许多神秘咒法,佛图澄就能运用咒法呼风唤雨,他在襄国举行过求雨仪式,传说是十拿九稳,所以石勒相当信奉佛图澄的法术。而且,据说佛图澄一直活到石虎在位的建武十四年(348年),生性十分暴虐的石虎也很敬重这个高僧,他享年达117岁,这些事迹是否全部可信就很难说了。我们还会陆续谈到,其实这就是官方《晋书》的一大特色,史书记录的小说气息很重,许多事迹都充满六朝笔记野史的痕迹,往往只能权作一些人物形象的参考,背景是比较接近历史风气习俗的,但具体事迹则不一定可信。
    当石勒称帝以后,先立次子石弘为太子。石弘和石勒性格完全不同,受到较好的教育,基本是中原汉人的模式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为人仁孝,宽宏大度,敬重有学问的士人,还会作诗。当然其他教育也没有疏忽,派刘征、任播传授兵书,王阳教他刺杀武技之术。先出任中领军,不久任卫将军,兼开府辟召,后镇守邺城。后赵建平四年(333年,东晋成帝咸和八年),石勒病故,太子石弘登位。
    之前已有重臣提醒石勒,石弘与中山王石虎之间可能会有危机。石勒也早看出太子仁厚,不似他这等典型的粗豪猛将,心里也有些担忧。任中书令的徐光(著名成语“鹿死谁手”就出于徐光和石勒的谈话)进言:“皇太子仁义孝顺,温良谦恭,中山王石虎逞雄强暴,多有诈伪,陛下一旦辞世,我担心国家有危险,应该逐渐夺去石虎的威权,让太子及早参与朝政。”石勒接受建议。之后,心腹谋士程遐也对石勒说:“石虎勇武机智,善于权变,群臣都不及他。观察他的志向,除陛下之外,他都蔑视不敬。加上他承担征伐任务历年已久,威震内外,性格本不仁义,残忍无赖。他的几个儿子都已成人,都参预兵权。陛下健在,他自然没有二心,恐怕他内心不服不能辅助少主。应该早日清除他,以便实现大业。”这一次,石勒却没有同意,程遐哭着说:“我所说的话完全出于公心,陛下却赐以私利来拒绝我,这岂合乎明君敞开襟怀容纳谏言、忠臣必竭其诚的道义呢!石虎虽为皇太后所养育,但并非的陛下亲子,不能期望他有亲子之义。他依仗着陛下的神谋,建立了小小的鹰犬之劳,陛下用恩宠荣耀来报答他们父子,也已足够了。魏任用了司马懿父子,以皇权旁落而告终,由此看来,石虎难道是对将来有益的人吗!我因遇机缘而多受宠幸,把后辈亲戚托付在东宫,我再不向陛下倾尽忠言,还有谁会进言呢!陛下如若不除掉石虎,我已预见到国家不再能够年年祭祀,代代不绝了。”石勒还是没有听从。
    历来对石勒不预先杀石虎感到遗憾惋惜。看似如此遗憾,其实可以再次侧面看到石勒的为人绝对不似传言的那种残暴不仁的野蛮部族。虽然出身羯族,又没文化,但石勒与很多同族不同,他敬重有文化的人绝不是虚假做作,他的父亲就很野蛮,导致族人不服,正是石勒后来代管部众化解了父亲的危机。石虎的出身,就是曾与石勒一起落难的石背之孙,由于石勒早年在位颠沛流离,石勒的父亲母亲一直把石虎当成自家子孙看待,十分疼爱。石虎可能更受石勒父亲影响,自小就养成野蛮残暴骄纵的习气,更像一个典型的羯族人。后来立下战功,这方面也就更加肆无忌惮。西晋大乱时,他们一家人失散,直到刘琨送石勒母亲王氏相聚,石虎与石勒重逢,当时石虎已经十七岁。石勒整军时已经有许多人对石虎不满,石勒也很为难,但母亲王氏劝慰,说石虎勇猛,可以做先锋,希望容忍他的小小过失。石勒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对母亲疼爱石虎也以孝顺为名,所以看重这一层亲情关系。
    其实对于石虎的性格,石勒十分清楚,他在军中残暴,显然有时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但石勒也不单是因为亲情关系,更加看重的石虎骁勇善战,以一敌十,是出色的猛将,有一份爱惜和重用的意思,不能贸然杀掉他。
    第三层较为隐秘的关系是石虎方面,石虎性格野蛮残暴,但他也同样十分聪明,在石勒这样的君主身边,一层是叔父与侄儿的关系,一层是君臣关系,石虎本身固然对石勒很敬畏讨好,但久而久之,随着野心膨胀,对太子石弘的鄙视,说石虎有不臣之心应该是客观事实。石虎在石勒面前难道一点不忌讳?显然绝非如此,石虎光有亲情保护伞是不够的,那么他刻意利用了自己的“缺点”,放大野蛮粗鲁的武人形象,误导石勒,以为石虎不过就是一个典型的野蛮人,不会去贪图权位,他的粗人性格做不了皇帝。这可能更是石虎最终能够躲过石勒一劫的根本。

我看中国历史之二十四:东晋十六国篇二
王猛见桓温流传扪虱论天下的典故
………………
  作为东晋一朝在王敦以后最著名的权臣,桓温来自谯国龙亢桓氏。祖上也是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三国时代有较为出名的桓阶、桓彝兄弟,史书《三国志》说他们为长沙郡临湘人。微妙的是,桓温的父亲也叫桓彝,更是东汉名儒桓荣(东汉时代,桓荣是属于沛郡龙亢人,光武帝刘秀十分敬重的儒家名士,请来教导太子刘庄,也就成为明帝的师傅)之后,桓彝是在琅琊王司马睿南渡之时,拥戴他上位的功臣之一,与王敦、王导兄弟等都算当时的名士阶层。
    田余庆先生考证,桓彝的祖辈为高平陵之变死难的名士桓范。因为桓范是被司马懿所杀,所以在晋朝为官的后世子弟不敢声张家族渊源,导致桓彝、桓温父子的来历反而成为一件隐晦之事。曹魏建立后,龙亢归入谯郡。众所周知,曹操正是谯县人,追认汉初名相曹参为祖,谯县与汉朝刘氏故里的沛县相邻,如桓荣之时,龙亢本属于沛郡,那么,龙亢桓氏不仅与汉朝刘氏为同乡,其实后来也是曹魏皇室的同乡,一直十分兴旺,直到桓范卷入了高平陵之变。桓范的下一辈为桓楷,再下一辈是桓颢,就是桓彝之父,已经进入晋朝。
    据说桓彝有善于识人的美誉,但在西晋的名士阶层里,可能桓彝出于司马氏取代曹魏,刻意保持低调,并不算出众。真正显山露水是在南渡以后,与王敦、王导兄弟,庾亮、温峤相交,桓彝正是被王导提拔,成为丞相军谘祭酒。王敦之乱时,桓彝更受到明帝司马绍器重,《晋书·桓彝传》说:“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田余庆先生考证《郗鉴传》,明帝即位,征召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就是引流民帅以制衡王敦(所引就是后来惹祸的苏峻和祖约)。桓彝于此时“引参密谋”,认为与郗鉴所谋为同一件事。据说桓彝能文能武,所以参与了讨伐,立下功勋,受封万宁县男。之后被推举为宣城太守,明帝不愿意桓彝外放,后来接连有人推荐,于是才上任,仅仅两年就治理的井井有条。之后苏峻、祖约受到建康世家大族排挤而作乱,桓彝响应朝廷号召讨伐,但苏峻、祖约兵力比较强大,宣城靠近苏峻的势力范围(前面涉及苏峻时说过,他镇守历阳,就是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容易受到进攻,且庾亮派出的官军已经遭到败绩。有人建议敷衍苏峻,桓彝坚决不从,宣城果然连连遇袭,咸和三年(328年),桓彝抵抗不住遇害,年五十三岁。
    桓彝死时,长子桓温仅十五岁,下有桓云、桓豁、桓秘、桓冲等四个弟弟。桓温立志为父亲报仇,当时泾县县令江播曾参与投靠叛军将领韩晃,江播去世的时候,儿子江彪兄弟三人为父守丧,怕桓温寻仇,预先在丧庐内备好兵器。但桓温假扮吊客混入,手刃江彪,并追杀二弟,终报父仇,为时人所称许(见《晋书·桓温传》),虽然有些小说化情节,但看得出桓温的志向和恒心,与当年的王敦颇为相似。
    桓温有豪侠气概,仪容不凡,晋明帝念其父的功勋,以长子袭爵,并嫁女儿南康公主给他,成为驸马(这一点也与王敦类似)。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出任琅琊内史,后升辅国将军。庾氏兄弟辅政的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以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部据守临淮(今江苏省盱眙),协助荆州刺史庾翼北伐。不久升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兖三州军事。桓温与庾翼相交甚好,曾相约匡济天下。但很快庾翼病故,本打算让儿子庾爰之接掌荆州,但辅政的侍中何充却推荐了桓温。经过一番讨论,桓温出任安西将军兼荆州刺史,掌握了要冲之地的兵权,给了他崛起的资本。
    这时,成汉李势已经末路,桓温希望讨平成汉,实践匡济天下的诺言,所以,除了要在岗位上建立功勋,解除长江上游威胁之外,桓温也想要获得对东晋更大的话语权。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上疏请求伐蜀,未等朝廷回复,便与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司马无忌率军西进。当时许多人对西征不看好,结果次年桓温成功,在当地举任贤能,成汉旧臣王誓、王瑜、邓定、常璩等都辟为参军,成功安抚蜀地。王誓、邓定不久叛乱,终被讨平。桓温在蜀地留驻一个月,班师返回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州的治所)。永和四年(348年),朝廷封赏平蜀之功,欲封桓温为豫章郡公,被尚书左丞荀蕤劝止。最终桓温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这时,桓温的治下有八州之地,通过开府治事,自行招募军卒、调配资源,已经形成半独立状态,割据形势已经和王敦当年一模一样。
    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大乱。桓温上疏朝廷请求北伐,始终未得回复。两年后,桓温再次“拜表辄行”,率五万大军顺流至武昌而止。建康朝廷方面惊恐不安,被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请来的殷浩也打算辞官避让。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终使桓温率军返回荆州。为了安抚,朝廷拜桓温为太尉,被拒绝。
    当时司马昱为了平衡势力,请来扬州刺史殷浩入朝共同理政。殷浩是当年陶侃的属下长史殷羡之子,典型的江南名士,酷爱清谈,并无多大能力,完全凭借一些社会名望被请来充朝廷门面。当然,为了坐稳辅政大臣位子,殷浩也进行过北伐,欲进据洛阳,修复园陵,符合江南民众的心声,只不过屡次战败。朝野由支持迅速转为批评怨恨。而桓温也就乘势借故打击殷浩和建康朝廷,打算自己领导北伐。永和十年(354年)正月,桓温上奏列举殷浩罪状,将其废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信安县(今浙江省衢州市)。从此,朝廷大权尽归桓温,也无人能阻止桓温北伐了。
    第一次北伐前秦,自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然后由淅川(今河南省淅川县东)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合击秦军。历经数次血战,生擒前秦将领郭敬,击退淮南王苻生,顺利进入关中,转战灞上(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秦将苻苌等退守长安城南,皇帝苻健领兵六千老弱固守内城,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北伐一度占据优势。关中百姓纷纷牵牛担酒沿路迎接,史书记载了精彩动人的一幕:许多老人痛哭失声:“没想过今天还能再次见到官军!”
    当时正值麦收时节,桓温打算收麦解决军粮问题,于是屯兵不前。苻健探听晋军收粮,猜到粮草不足,遂采取坚壁清野,逼迫桓温撤返,将关中三千多户百姓一同迁走。秦军趁势追击,晋军大败,伤亡甚众。这一次北伐,有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细节,那就是隐居关中的高人王猛慕名拜见桓温(史书记载王猛隐居在华山附近),大谈当世局势,旁若无人。桓温对王猛很赏识,撤退时打算邀请王猛南下,并任命他为督护。但王猛不肯跟随,众所周知,他后来辅佐继位的前秦皇帝苻坚,成功统一北方,评价历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立下赫赫功业。
    当时王猛刚满三十岁,对于他舍弃桓温,历来有不少人不解。史书留下的著名典故是“王猛扪虱论天下”,当时北方乱世,王猛名为隐居,事实上毫无疑问过得很惨,十分落拓,衣服很脏,身上有虱子。另一方面,当然也的确表明他不拘小节,与魏晋习气一脉相承,甚至不乏有试探桓温气度的意思。桓温虽然很欣赏王猛,但身边的人全是江南子弟,对王猛这样的北方寒士是十分瞧不起的,以王猛的睿智,三言两语应该就看穿了桓温阵营的问题。
    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上表请求朝廷移都洛阳,没有得到同意。不久,朝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负责征讨事宜。七月,桓温再次北伐,命督护高武据守鲁阳(今河南鲁山),辅国将军戴施屯驻河上,进逼许昌、洛阳。八月,桓温兵至伊水(在今洛阳城南)。羌族首领姚襄正围困洛阳,闻桓温来攻,在伊水之北迎战。桓温披甲督战,大破姚襄,收复洛阳。他进入金墉城,拜谒先帝皇陵,设置陵使修复皇陵。不久班师南回,并将三千多家归降百姓南迁至长江、汉水一带。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桓温又一次上表要求迁都洛阳,并建议将永嘉之乱后流亡江南者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皆被朝廷驳回。兴宁二年(364年),桓温率水师进驻合肥,准备北伐。朝廷进封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其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次年,前燕攻打洛阳,司马昱与桓温在洌洲(在今安徽和县)会面,命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征讨,晋哀帝忽然驾崩作罢。
    晋废帝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亲率步骑五万,与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一同北伐前燕。两军对峙于枋头(在今河南浚县)。桓温大败,死伤三万人。桓温将主要责任推给豫州刺史袁真,上书要废为庶人。袁真不服,据寿春勾结前秦、前燕。朝廷不但不敢追究桓温,还命侍中罗含带着牛酒到山阳犒劳桓温,并任命其子桓熙为豫州刺史。后来,桓温又移镇广陵(今江苏扬州)。
    太和六年(371年),寿春被桓温围困,前秦将领王鉴、张蚝率军援救袁真之子袁瑾(袁真于上一年病故,所以桓温趁机攻打),被桓温部将桓伊、桓石虔(桓温之侄)击败。桓温攻破寿春,俘获袁瑾,将袁瑾、部将朱辅等数十人全部送往建康斩首。将袁瑾妻女赏赐将士,所侍养数百乞活军被活埋。从此,豫州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寿春之战后,桓温问参军郗超道:“这次胜利能雪枋头兵败之耻吗?”郗超表示不能,建议桓温效仿伊尹、霍光,废立皇帝,重立威权。于是,桓温拥兵入朝,逼迫褚太后以皇帝不能生育为由废黜,贬为东海王。桓温亲临会稽王府,迎已经六十的司马昱入宫为帝,是为简文帝,改元咸安。
    这时,桓温已经成为王敦的翻版。对不服自己的,尤其是一度掌握朝政的庾氏家族进行了坚决打击,除庾友因儿媳桓氏是桓温侄女,最终得以幸免。大多数庾家子弟不是被诛杀就是被罢免,已经出任侍中的谢安,见到桓温十分尊敬,远远就遥拜,还以君臣相称。第二年司马昱病故,桓温奉遗诏辅政。王氏家族王坦之、王彪之请以太子司马曜继位。之前司马昱病重时,群臣都不敢轻易让司马曜继位,全等着桓温回来认可,才能确保司马曜顺利继位,这就是晋孝武帝。
    当时流言四起,对桓温是否会篡夺皇位议论纷纷,又或者会像铲除庾氏家族一样扫荡王谢两大家族,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桓温返回姑孰后患病,逼迫朝廷加封九锡,但没有等到就病故,年六十二。朝廷追赠桓温为丞相,谥号宣武,丧礼依照安平献王司马孚、霍光旧例。
    历来对于桓温的争议很大,他的一生主要是两个大的阶段,前期桓温在地方,生活简朴,富有军政之才,熟悉兵法,善于用兵,只不过事实上军事才能不算强,一生败多胜少。桓温为人的特点与当时东晋的权贵豪门子弟喜好清谈,崇尚奢靡的态度完全不同。桓温幼年家庭比较贫困,弟弟桓冲还被送到其他富户养活,所以即便后来发达,桓温、桓冲都不改生活简朴的习惯,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
    对于桓温主持的北伐,尽管都认为他的主要目的还是树立自己的威信,但毕竟前后三次出征,客观上还是东晋军事方面难得的成绩,尤其第一次进入关中,第二次收复洛阳。尤其他几次建议迁都洛阳,即便桓温是有野心,但还是心存东晋社稷。后来的失败表明他的军事才能的确有限,但也有东晋方面明显并不支持桓温的因素。吕思勉先生就认为:“秦、燕兵力,实无足称,观桓温两次北伐,皆所向克捷可知。当时司、冀沦陷,寝及徐、豫,且扰及荆州北鄙者,实缘晋之大军不出,所与周旋者皆偏师,力薄而无后援耳。”(见所著《两晋南北朝史》)
    在他的后期阶段,桓温通过北伐树立威信后,完全掌握大权,变得野心勃勃,这是历史上权臣的典型道路,曹操、司马懿也是如此。同样这里其实有东晋朝廷忌惮桓温而刻意流露的对立情绪,因为东晋君臣根本本就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惧怕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无形中已经把桓温推到朝廷的对立面,这是东晋立国坚持排挤地方军阀的一贯策略。
    所以,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评价说,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并不单纯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并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桓温确实打算将东晋取而代之,与曹操的情况其实相似,只不过他活着的时候条件还不具备。同样,桓温作为权臣谋划北伐,与诸葛亮在蜀汉的情势也很类似。假若我们认为诸葛亮真有可能取代刘禅,因此,诸葛亮积极北伐渴望获胜,至少他要获得相当程度的疆土拓展,将自身的威望完全压倒汉朝刘氏子孙的影响,这样才会有大批朝野人士站出来拥戴诸葛亮上位。再对照桓温的道路就是一个典型样板,桓温三次北伐也就是这种意图,而他的北伐同样成效不大,败绩居多。最后,桓温就通过废立皇帝来提高朝野威望,可终究在晋朝不够成熟,王谢子弟和大批朝臣都还站在司马家族一边。
    当时,桓温身边的记室袁宏是著名史学家,撰写了编年体史书《后汉纪》,对曹操就提出霸权的概念,明显就是袁宏感受到桓温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历史进程的脉络确实往往事出有因。那么,正如对曹操的历史评价其实并不像小说描写的那样阴暗,同样,即便倾向于道德尺度,桓温也不算是一个完全奸邪的小人,对比司马家族和其他门阀子弟那种平庸无为,只知清谈,游山玩水的情形完全不同。
    会稽王司马昱是元帝司马睿的幼子,一生经历多朝,辅政多年,光担任中书监就达17年。据说小时候就很聪明,一生喜好玄学,所以他入朝施政也崇尚无为而治。虽然有心抗衡桓温,但结果年纪已大,显得唯唯诺诺。司马昱引入朝廷共事的殷浩更是不及桓温,后来脱颖而出的谢安人品虽然胜过桓温,但其实谢安的才干恐怕也不如桓温,这个留待下一篇再说。
    尽管桓温实际主持朝政时间很短,但他抓住了关键——进行“土断”,控制土地和人口的平衡,东晋立国,大量民众过江,朝廷内部冲突频发,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有效安置和管理,尽管设立很多侨民郡县,但几代皇帝下来都没有整顿,通过“土断”可以细分区域,进行税收。
    在晋朝这一恢复封建的王朝,这是一项巩固皇权、维系统治的重要策略,在西晋已经开始。这一手段使得桓温主政的性质产生激烈争议,假若认为桓温是打压皇室的权臣,为什么桓温会实行帮助维系皇室统治的土断?进行重新划分土地和安置民众的政策,恰恰使不论北方侨民中的大族还是江南的门阀豪族,甚至是司马藩王宗室都群起反对,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现有的利益,降低他们家族的门槛。而土断的结果是朝廷获得大量税赋资源,也有较为稳定的人口资源。后来刘裕当权再次进行土断,充实了北府兵,最终刘裕取代了晋朝。

(本文仅为节选)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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