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和运超
这是一个被遮蔽的名字，一个被雪藏了几十年的名字——穆时英，在我们的文学史上，长久以来他都被评价为颓废，淫靡的作家，只会描写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除此之外，他还有更为严肃的控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汪精卫伪政权粉饰太平，最终死于暗杀——一个投身汉奸行列的家伙，显然这是罪有应得。然而实际上，穆时英或许并非投敌，而是死于国民党军统的误杀。关于穆时英的附逆行为，史上一直有争议，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汪伪政权全史》（见上海人民出版社下卷），就认为穆时英和周作人一样是文化汉奸的典型。长期以来，大陆由于他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他的文学贡献。上世纪70年代，香港却有研究者撰文揭秘说穆时英其实是接受中统任务打入上海敌伪的同志，但结果遭到军统方面的人暗杀，致使穆时英长期蒙冤（我看到《穆时英全集》第三卷中收录了这样一篇文章，署名康裔，似乎是嵇康后裔的意思）。如果情况属实，那对于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的命运实在太过不幸。
穆时英（1912—1940）是浙江慈溪人。他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所以自幼就到上海生活，读中学时开始爱好文学，之后就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0年在《新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之后《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注视。1932年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从此成为现代派的主力。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则描写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学习日本新感觉派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人的手法，还尝试过写作佛洛依德式的心理小说，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后面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正是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小说流露出明显的大都市中特有的颓废感伤气息，所以令穆时英风靡一时。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上海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暗杀。他只活了短短28岁，直到去年，国内才第一次出版了三卷本《穆时英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当我看完全集之后，其实就感觉，穆时英并非全是颓废感伤的代言人，他很多作品也写下层人物的命运，只不过，这种关注有些并不那么到位，有些也是偏向不幸和底层民众的一面，例如《偷面包的面包师》，也是很好的作品，另外还有描写抗战背景的少量，不过不是很突出。最具特色的确实是都市类作品，成为一代旗手绝非浪得虚名。
过去也有不少人认为当时中国文学缺少真正描绘都市的文学，对于整个文学史而言，他就显出重要地位，因为他使都市生活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无论在表现手段还是精神上，都准确抓住了都市特点，而不是源于想象。（和穆时英大约同时和稍早，另一位作家刘呐鸥已经开了一个头，但他的这类作品还有一些缺点）其实，在现代文学史上，描写都市是很常见的，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会写到，其中一些名家的成就可能还在穆时英之上，艺术内涵多半还比他深刻。但穆时英是长年生活在大上海，是标准的都市人，他笔下人物和故事场景也才更具备都市招牌。在“新感觉”的文学风格上选择都市——点与面，恰恰显示了他敏锐的文学嗅觉。对于生活的捕捉和人物精神上的困惑，从写作领域来看，穆时英的范畴自然显得有些狭隘，因为当时中国远没有完成城市化（即使今天也没走完这条路），所以从文学立场而言，他的文学成就自然引起巨大的争议，好比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和当时不少左翼理论家都从许多方面对穆时英进行解读和批判。更不用说新中国以后，由于他在历史上有过“附逆”行为，文学界一直都以“颓废”和“腐朽”等字眼，不屑对他的作品加以客观研究，结果完全被打入冷宫。
新时期以来，由严家炎等一批文学研究专家将穆时英重新归入“新感觉派”小说家，研究作家创作上的，某些独特个性，突出他“新感觉”的特质。由此才稍微开始恢复他的文学地位。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黄献文则认为对穆时英的研究还很缺乏，“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最重要的瓶颈在于一些资料的欠缺，使得穆时英本身似乎成了一个谜团（例如他到底是否做过汉奸的真相）。另外，如果对他的研究仅仅围绕新感觉派做文章，显然观察角度会受到很大局限。所以，对穆时英的研究其实才刚刚起步。
记得胡适曾说：“新文学不是我们半路出家的人所能创造的，真正新文学创造的责任，须等待下一代的青年来担负。他们丝毫不受旧文学的影响，所以能以新的言语、新的思想、新的表现方法、新的体裁格调来创造崭新的文章。”现在来看当时文学风气的演变，20年代有废名沈从文的一批作品开创了新鲜的风气，逐渐树立起乡土文学的旗帜，那么穆时英在30年代比之沈从文的文字，表现上更加新鲜。其实也属于沈从文一样开创全新文学风格的作家，探索与传统题材和写作手法的道路，他的意义不比沈从文差。穆时英和同时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更接近，他们都是较为现代派的写手。施蛰存运用意识流的尝试，还有对古典题材的翻新让人耳目一新，他的《鸠摩罗什》《李师师》等作品在写法上几乎在今天来看都是时尚的，《将军的头》等作品更是先锋派，甚至感觉还带有魔幻色彩，可惜这样优秀的作家的文坛地位，至今还是被忽视（对于施老，有机会我也单独再写一写吧，他的《唐诗百话》我至今都觉得是深入浅出理解唐诗的典范著作）。
穆时英其实也有多种风格，他不是一两个词可以简单概括，例如《南北极》中写的大多是充满粗鄙味道的底层人物，而这些人也还都是生活在大上海的人，他们有粗鲁、直率、残忍、狡狯、酗酒等种种坏习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是“狐媚子”“娼妇根”“妈的”“老忘八”“畜生”“狗养的”“老子”这些“家常便饭”，还有“大当家”“二当家”“卖个暗的”“放盘子”“开山”“肥羊”“接财神”等行话。因为作者集中写的是海盗、盐枭、洪门子弟、土匪，汽车夫、人力车夫、甚至乞丐。《南北极》的故事极普通，但文字水平却与众不同，穆时英独特的语言，显出他力透纸背的干练，这是从大都市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里涌现出来，迈向现代社会的那种无视数千年虚伪习俗的粗鄙的生气。这些作品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权威的“左翼”批评家钱杏邨就颇推崇他的文字技巧，认为他“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的语汇”，并把穆时英视作1931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但是，当很多人期待他进一步向前的时候，他后面的《公墓》和《白金女体的塑像》的风格，则变得与《南北极》完全相反。
穆时英凭借后来的创作获得“新感觉派”的荣衔。“新感觉派”虽然创始于法国保罗·穆杭，但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来源日本大正后期昭和初期的横光利一、崛口大学甚至川端康成等名家。穆时英在不少小说中都明确点到横光利一的名字。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
而所谓的新感觉派在描写上具有怎样的特点？可以看看黄源有一篇《论横光利一》说：“横光利一最显著的特色，是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的感官的描写。从前的写实主义的描写，一与他的相比，便显得是平面的，说明的了。反之，他的描写是立体的。他的文章横溢着感觉的香味，以表示‘感觉派’诗意的丰富，那比‘新浪漫派’的作品，也显得更有近代的感觉。他很重视立体的描写，动的现实情形之有力的欲求，与对于混沌的幻影似的现代文明之肯定并赞美。他将活动的、立体的、燃烧的、刹那的、冲动的、复杂喧嚷的争斗与狂热、不安与狂想的现代情势之一角，用了肯定的、鲜丽的、优美的，又是诗的手段表现出来。”
穆时英是不是符合这样的评价？苏雪林在《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一文中很细致地从语言特色上论述说：“他笔下的都市恰恰是充满眩耀的色彩：沿着那静悄的大路，从住宅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的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的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边展开了都市的风景画。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的都市呵！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琉璃子有玄色的大眼珠子，林檎色的脸，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蓝的心脏，蔚蓝的眼珠子。琉璃子在海上盛开着青色的蔷薇，沙漠里绿洲的琉璃子呵！
穆时英惯用纯色彩来描写都市情调的变化和复杂，譬如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那篇中，用极鲜明的极相反的黑白二色写夜总会的情景：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白的台布上放着黑的啤酒，黑的……黑的黑的……
其次是都市生活中繁杂的动作。如他在《上海的狐步舞》文中描写舞场的景色：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Ｓａｘｏｐｈｏｎｅ正伸长了脖了，张着大，呜呜地冲着他们。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火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自家的神经。跑马厅屋顶上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泛滥着光的海，罪恶的海浪，慕尔堂浸在黑暗里，跪着在替这些下地狱的男女祈祷，大世界的塔尖拒绝了忏悔，骄傲地瞧着这位迂牧师，放射着一圈圈的灯光。”
穆时英向广大读者真正展示了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揭示好的一面，也揭示不好的一面，而这一墓是划时代的，穆时英终于奠定了自己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穆时英小说中最具创意和代表性的是都市生活作品，他聚焦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迷醉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维妙维肖。在穆时英之前，没有人认真描写过都市生活；在穆时英之后，也没有人这样描写都市生活。
关于穆时英之死是令人惋惜的事件，尽管我倾向于他是被误杀的说法，不过这一揭秘性的内容只是孤证。而他的妹妹穆丽娟原本是杰出诗人戴望舒的夫人，因为穆时英为汪伪政权工作，结果愤而同穆丽娟离婚。而且穆时英也曾因为天才气质，显得卓尔不群，他的夫人仇佩佩是上海滩较为著名的交际花，他本人在报端展开过无数的论战，他为人是比较孤傲的，要说真能低下头颅甘为汉奸，比较难以相信，不过是否真的完全不是也不一定能完全证明了。但是不论如何，他死的时候毕竟只有28岁，像施蛰存等人后来评价穆时英的汉奸问题，都指是因为太年轻误入歧途的缘故。
另一方面，穆时英还是一个比较先锋的电影批评家，他写过一些很详细的电影批评文章，而且多数专业理论性的著作，例如讨论蒙太奇的一组文章，长达洋洋万言。这也显出他对都市生活特点的关注。另外，他也还翻译过外国文学。
但真正恒久的，还是他对中国都市生活的细腻体会，以及涌动在笔下的出色才华，如果他不熟知都市生活的种种特色，他的小说不会那样鲜活夺目。当然，如果不是去世太早，他还会有更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实，即便他误入歧途，以他把都市生活作为他的主要小说世界的成功尝试，穆时英在文坛地位也不可动摇，正如苏雪林所指出的：“以前住在上海一带的大都市而能作出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更何况茅盾小说的最大成就未必是《子夜》，例如夏志清这样的权威就认为《蚀》《虹》和后期的《霜叶红于二月花》都比《子夜》写得好，所以能够深入上海灵魂的海派代表是穆时英，而我们真正代表都市文学的作家也是穆时英，对于这样一个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作家不应该被遗忘，需要让后人重新认识和了解。
像李欧梵教授也认为：穆时英与刘呐鸥、施蛰存等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功不可没。因为堂堂数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具有“现代”气质的文学家有几人呢？很多人只是生活在现代，创作理念上绝不是具有现代主义的，这一点即使到了9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样的好作品都不例外。在我们规模很巨大的中国文坛，不要说过去，就是延长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真正愿意面对真相。所谓一系列有个性有成就的大家名家，大多都被误读，被概念化，或者被忽略，而能够呈现在大众读者面前的都是教条一般的陈规陋习。有太多的人被遗忘，不是被所谓的历史遗忘，而是被人——遗忘，有的是不得已，有的是刻意，有的或许连原因都难以说清……
2010年5月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
(2010-05-04 15: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