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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1 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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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目的存在先于本质康德基因编辑科技伦理 |
分类： 好看时评 |
围绕“基因编辑”铺天盖地的声讨中，夹杂着些许类哲理的说辞：贺副教授那么做，是拿了人当手段或工具，没拿人当目的。或说，贺副教授是没拿人当人。
就引发了井民对“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说的回忆。印象中这话好像是康德说的。接近四十年前读到时，很是有些小激动。因为彼时个体的“人”已被压抑太久，取而代之的，只有群体的“人们”“我们”或“集体”。个人的价值无从谈起，甚至根本就禁谈。玩笑的说法体现在如下顺口溜中：“我是D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D搬，搬到阳台不骄傲，搬到厕所不悲观。”也正因为如此，初崔闻健吼出“一无所有”时，几乎是目瞪口呆加绝不敢相信，他居然吼的是“我”的心声，而不是“我们”的豪言。顿时就觉得，崔健长得也很帅，吼得也很好，哪怕至今都不乏对此的质疑或商榷。
回到康德。印象中，在康德眼里，物的存在，是无理性、无意识的存在。用通俗而欠准确的话来说，就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存在”或“不知道自己不存在的存在”。用萨特的话来说，大致也可解释为“存在就存在着”，这种存在，只会被动被改变，不会主动去改变。
不妨拿一张桌子和井民来比喻。一张桌子存在在那儿，四只脚杆，一副面板，半米左右高，井民每天两三次不等，往它上面放饭菜，坐在它旁边用餐。它不会因为井民放上去的碗和盘沉重或滚烫，就往旁边挪一下，也不会因为井民长得不那么待人见，就拒绝井民坐它面前。
这就是物的存在。它只是存在，或说存在着。
人就不同了。人一生下来，就存在了。也有人说，人从一受孕起，就开始了存在。暂且不必理会围绕“何时为人”的分歧，恩格斯百多年前就感叹过，这是法学家们绞尽脑汁也划不清的界限。因它涉及从受精卵到婴儿，长达十个月之久的系列量变质变。照我们最可理解的方式，姑且认定“人”从生下来那一刻，也就是婴儿算起，就在世间存在了。这是个手舞足蹈的存在，跟桌子“四肢”僵硬的存在，已有了起点的异样。
更重要的是，婴儿不仅存在着，还将存在起来。存在着，意味着它大致可以存在七八十年，尽管此后它将经历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和晚年各阶段。存在起来，则意味着它在随后七八十年的存在起来中，几乎每一个人生的当口，都是对此前存在的否定。比方，牙牙学语的幼儿阶段，与此前呱呱坠地的婴儿阶段，就展现出分明的阶段性质差。同理，随后天真烂漫的儿童阶段、朝气蓬勃的青少年阶段、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阶段和风烛残年老年晚年阶段，也与此前那个和那几个阶段，划出分明的人生新阶段。
反证是，若不顾婴儿存在后的系列阶段性质变，非得在此一阶段做彼一阶段的事情，就基本上不会被社会认可，甚至可能被疑为精神出岔与灵魂出窍。譬如，都背起书包上学堂了，还嚷着要吃母奶。再譬如，尚在鸿蒙未开时节，就认真地询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对此间可能的挑剔早有防备：就算人生有如此阶段性划分，抑或阶段性质变，可是，人也没有变成物、没有变成非人啊？怎么解释此间的人是存在下去，或存在起来，而非物或桌子那样的存在？
就不得不祭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用得极广也说得极烂的“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这话的延伸意思正是，姑且不管人生能划多少个阶段，以及下一阶段与上一阶段有没有本质不同，至少，只要这个人还存在着，或者说还活着，其迄今为止的本质，就只是暂时的，变动的，而非永恒的和固定的。当然他没忘记举例说明，英雄和懦夫的本质定位类。不过他举的那些例，在如今的井民感觉中，都远没有比中国贪官更有说服力：几乎所有的中国贪官，无论落马前级别多高，都曾有过“清官”的存在，否则他们断不会爬到东窗事发时的那个位置。而他们最终成为“老虎”或“苍蝇”，则正是对他们此前“清官”或存在的自我否定。
换言之，曾经的“清官”本质，要么只是被贪官刻意经营出来的表象，要么就是贪官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本质。以“组织”能相中他并提拔他论，后者的可能比前者更大。只是随着职位的提升，职权的增大，在众多寻租者的围剿下，才没能把“清官”的本质维持到退休，延续到终生。常见一些“老虎”或“苍蝇”，其实已苦心经营“清官”本质数十年，眼见再有几个月就将平安落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了此村，再无此店”的活思想心头这么一冒，手上那么一滑，“清官”的本质就让给了“老虎”或“苍蝇”。老百姓形容，这叫“天都快亮了，才在床上撒泡尿”。哲学家则可能强调，这就是人的本质不断赋予人的存在，或人的本质后于人的存在，或存在先于本质。直到此人彻底告别这个世界，其人的本质属何，才最终盖棺定论。
如上费力未必讨好的弯弯绕，其实意不在“哲普”。之所以冒将出来，乃是被时下热词“基因编辑”婴儿激发。在好一阵世界性的热议与狂贬中，有种音量不小的观点，恰恰就认为，贺副教授的行为之所以无法容忍，乃是因为他把人之初即婴儿，当作了物，当作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当作了实现某种意图的工具。在他那业已发狂的思维中，小婴儿也好，成年人也罢，整个就是个物，就是张可以根据人的需要搬来搬去的桌子。好几个愤怒的科学家怒斥，人不是物，不能被当作手段，更不能被当作工具，哪怕出于神圣的目的也不能。何况贺副教授还把人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
科学家能有如此饱满的人文情怀，自然是值得赞许和欣慰的。尽管那种类乎传统教会立场的观点，被科学家不加区别地直接使用并非太合适。关键还在于，人不能被当作物，人不能被当作目的和工具的主张，即便是美好和动人的人文情怀，其效果，也至多仅仅局限于“美好”和“动人”。因为残酷的事实是，人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被人纯粹当作目的、不被当作手段和工具的礼遇。
极而言之，人从来就没有百分百被当作人看待——尤其是分工或阶级出现后。一些人替另一些人出体力，一些人替另一些人出智力，一些人替另一些人跑腿，且后者远比前者所得更多，活得更潇洒，恰恰是眼下这个被称为“文明”的社会的普遍存在。即便是在医学领域，假如没有一些人事实上做了小白鼠，就没有另一些人获得人的健康的可能。至于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所做的人体实验，就更是再明目张胆不过的拿人当手段，当工具，或不拿人当人。
康德虽说出大意“人是人的目的，不是人的手段”这话，却似乎并不刻意强调人的这一本质属性，而是更在意用目的和手段二者，去区分物与人的本质差异，及强调人该怎样做才道德。
这就回到前述提及那差异：相对于人来说，物就是，且只能是人的手段，不可能是人的目的，因为人不可能愿意成为物。譬如桌子再好，人也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变成桌子。反过来，人也不能成为物的手段，更不能成为物的目的。譬如人再好，桌子也不能企图变成美女或帅哥。
回转到人与人之间，或此人与彼人之间，也不能拿对方作为自已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因为物是非理性的存在，它不知道自已因何而存在，甚至不知道自已是否存在，更不能改变自已的存在。而人，当然是指成年的人，知道自已的存在，尽管他也未必知道自已因何而存在，比如不知自已活着有什么意义等，但他之所以做那么样的思考本身，也就说明他尚且知道自已的存在，比方知道做陷于如此无解的思考，会给自已带来极深的烦恼，犹如他在牙痛时能确知就是且只是自已痛，此时的他人无论是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同情，都不能代替他的“我痛并我在”。
康德那观点，在一般意义上，出可以得出两个善意的、人道的理解：一者，高扬人的价值，世间没有比人更有值价的存在；再值钱的物，也不能与再卑贱的人相提并论。二者，倡导人的平等，你是人，我也是人，你得拿我当人看，不能拿我当物看。比方我是部下，你是领导，但正因了我们都是人，你就得对我说人话，做人事。不能把我唤来唤去，否则就拿我当了汪。不能把我任意挪来挪去，否则就拿我当了桌子。不能对我想要就要，不想要就踢一边去，否则就拿我当了尿壶。
在人是世间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意义上，康德那发端于理性根底的论证与提醒，是有着永恒或伟大的意义的。
只可惜，康德若健在，就当清楚地知道，他那太过理想的人、物二分论，永远都只能是美丽的童话，甚至还极有可能是善意的谎言。比方做人体试验的纳粹或军国主义分子，也会说我拿此人作手段和工具，为的是造福是更多的人，甚至是为全人类的健康之类。至于天下那么多人，为何是拿此人做手段、当工具，而不是拿彼人做手段、当工具，恐怕只有追问到分工或阶级产生这层，其非人的本性才会得以显现：那些被当作手段或工具的人，人种不行，而拿他们做试验的人，人种优良。也就是说，人种有优劣，“劣”者就该被“优”者用来当手段和工具。
不过，康德的用意，显然是在强调，正因为人不是物，正因为人是人，人才不能拿他人，也不能拿自已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当作通往某个目标的工具。否则，人世间的道德也就无从谈起。这一点，是无条件的，不容质疑的，也是绝对理性的。
揣摩他老人家的心思，假如这个前提不坚持，那么所有踩着别人脑袋往上爬、所有坑害他人利益为已牟利的自私行为，甚至所有不惜危害他人健康、不惜危害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都是无所谓好坏属性的，因而不存在所谓善恶评价的了。
事实上，辩证思维强大的康德十分清楚，目的与手段，或工具与目的，更多是复杂地交织于人身的。即在具体的人身上，很难清晰地划出，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或什么叫工具，什么叫目的。康德只是在手段与目的之间，更强调人应该是目的而非相反罢了。在这位大哲人的理想中，想必更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人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即人真正被当作人来看待，当是越来越普遍，而不是相反。这就有几分向往“人生而平等”，或至少有利于该理想的意思了。
可悲是，任何观点再精彩，只要将它理想化，就会被现实撞得稀烂。该不该牺牲一群士兵的生命，去拯救陷于危险中的一个大兵瑞恩？该不该牺牲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去拯救一个陷于灭顶之灾的落水老头？假如非得坚持人仅仅只是目的，人在任何条件下不能被当作手段和工具论，这世间，也就没有温情友情与人情了，人也就很难再言“人”了。
所以说，应当料定康德不至固守无条件的、无可怀疑的“人是目的”论。他之所以看上去那般坚守和强调，如上所述，无非是在人与物、及此人与彼人的相对意义上有所侧重罢了。
说回“科学狂人”贺副教授的行为。固然，他眼下正被当作把人当作手段和工具的恶劣典型。可他的之所以不被接受，主要还不是发端于此处。基因编辑的技术成熟度，基因编辑的社会接受度，基因编辑的后果预估，基因编辑的法律程序，基因编辑的伦理评估等等，一切的一切，他都不管不顾不理，非得或为求名，或为谋利，或受科研兴趣的强烈驱使，或出于对AIDS患者的关怀，就拿了露露和娜娜当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至于有人现在还说，基因编辑有啥不好，如果美貌的基因能编辑，今后男人们就都能娶FBB当老婆了；又有人说，基因编辑实在太可怕，它会导致许多人成为极少数人的“蚁民”，而那极少数的人将成为许多人的“蜂王”；以及假如脸蛋身高皮肤智商之类，都能由基因编辑成清一色的毫无瑕疵，那么总有一天人类就将深陷审美疲劳、进而拿极个别因事故导致的肢残者当美女或帅哥等等，将陈村多年前在《美女岛》中营建的哲学童话变现，那就是把严肃的话题戏谑化了。
尽管如是赞许与担心，其实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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