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坚挺的全国职称外语统考，在质疑和吐槽声中，如期进行。百万考生中，心甘情愿者闷声应考，被逼无奈者边骂边考。此前此后的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的指责。“不合理”，“不应当”等，是讨伐中的主调。

    细看“不合理”说，理由主要有二：一些专业无须外语，外语水平无关专业能力。前者说出了半边真理，即确有一些专业无须外语，但外语确又会为其专业发展带来极大助益。不要动辄抬出考古、中文、表演等专业说事，好像那绝对是与“外”无关。这么说罢，那些专业没有外语，确也能够取得顶级成就。但如果那些专业的从业者，真正掌握了外语，则绝对能为他们如虎添翼。事实上上述专业的“无须外语”，与其说是用不着，不如说是不会用。如胡适、冯友兰、杜维明等国学大师，正是得中外通吃的语言能力，影响才超过了只会国语的同行。

    因此，说某专业需不需要外语，其实是个伪命题。不会不需要，会了就需要，愈会愈需要。而所谓专业，则会在这紧密的关联中，相伴而生，相互促进。

    至于外语水平是否有关专业能力，情况可能就更复杂。不知道陈景润那样的世界级数学家，外语能力怎样，以及其专业能力是否与其外语有关。即使他外语不怎么样，即使他专业成就确与外语无关，那也只是极少数天才或例外，这种天才和例外也通常只存在于诸如数学、文学之类独立操作极强的行业中。有人言之凿凿质疑，“莫言未必考得过职称外语，但人家得了诺贝尔奖”，可是想过没，莫言有几个？百万量级的考生，绝大多数不可能成为莫言，以及陈景润。对于他们来说，有外语能力，能帮助其掌握世界先进，促进其专业长进。除非，他们时下的专业已是世界最优，除非他们压根儿不想向世界先进靠拢。

    可见，如果职称外语的分级，果真能反映出相应级别的外语要求，那么欲评什么级职称，得具备什么样的外语能力，至少在制度设计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在滔天的口水中，有些举证，貌似十分合理，实则非常离谱。如说著名作家铁流，为评副高考了12年英語，以此证明外语于作家无用。隐藏在这个例子中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作家非得评职称？众所周知，本朝将作家分专业与业余，专业要评职称。这或许是地球唯一，他国作家定然理解不了。职称评审与作家名望，能合二为一么？能相得益彰么？若是，则麻烦来了：莫言拿了世界文学最高奖，他的职称该咋评？“正高”已经到顶，但同样到顶的作家全国至少数以百计，仍然让莫言享受“正高”待遇，岂不亏了他？同时又便宜了其他？

    当然，若按大学教授内部再分级，相似于教授的正高职称作家，大概也有一二三四级，时下由于国内科学界尚无诺贝尔奖得主，一级教授或研究员，几乎由两院院士独享，文科则多以“资深教授”之类来与之看齐。可是莫言的奖级已经超过院士和资深教授，在现行正高职称的档次评定中，又该怎样将他合理安放？

    倒回去说，作家铁流既已著名，则副高职称不评也罢。何况评那玩意儿，还得受外语那份窝囊气。或许有人马上会站出来说，不要副高，铁流就拿不到相应的待遇，岂不亏大了？这里的解决之道，恰恰不在作家是否考外语，而在作家是否评职称。作家用稿酬，用版税，用改编权转让，整体上说用作品，理应得到得宜的报酬或待遇，又何须凭借某个机构评的某个等级？顺便说一句，把大批作家、演员、编剧等养起来，给他们评定相类于教授副教授的职称，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已经涉嫌令其正该的专业变成了业余和兼职。还不要说通常的情况是，作家们的职称所给，与他们的兼职所得，会出现严重的背离。

    很显然，解决作家苦恼的真正出路，不是逼他们去痛苦万分地考什么外语、评什么职称，而是将他们的作品与市场、与版权制度、与国家奖励等挂起钩来，让他们真正通过自己的专业获取相应的、甚至高或超高的报酬。要什么劳什子正高副高职称！

    还想说的是，全国职称外语统考，十五六年下来，早已不是什么“一刀切”，更不简单是什么“形式主义”。有着正规国民教育本科以上文凭、学士以上学位者，在初级晋升中级职称时，多地早已取消了外语考试。在大学和研究所，握有博士文凭和学位者，留学一年或两年以上者，出国留学人员外语考试合格者，出版过外语译著者，以及年龄临近退休五年内者等，早已在晋升上级职称时，无须再考外语。强调一下，如是几“者”，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所，已经是多数，且占比还在猛增。而更细一些的特殊，若中文、中医、表演等专业的高级职称评定，甚至教学型的教师，也有一些大学不要求他们的外语水平。实际操作上若某人评审时外语未通过，也可实施“先评后补”的变通，而一些“先评”上者，后来因年龄越过“赦免线”，从而就不再“补”，也不鲜见。

    诚然，一些涉“外”的专业，外经、外贸、外语教学、国际交流、专兼翻译等，外语对他们有用，甚至极其有用。相比之下，与“外”无关或关系不大者，用场就相形减弱，甚至终生不用。因此不加区别地要求外语，确实不科学也不应该。可是，真正涉“外”的职业，职称外语考试那水平，能对付他们的专业所用么？何况他们大多本身就属于职称外语考试“赦免”一族。而那些人数更多的与“外”无关或关系不大者，若连职称外语那水平的外语考试都过不了，就不免让人质疑他们是否用心，或是否存在外语学习障碍。除开其中的特例，甚至可以延伸到对其专业水准的合理质疑。

    窃以为，还有一个普遍忽视的观点，那便是仅仅把外语当作工具。有用无用，有大用还是小用，都是拿外语工具论的翻版。不错，外语，也包括母语，首先是、主要是工具。但须知，它们又不仅仅只是工具。语言，外、母不论，在工具属性背后，承载的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不掌握相应工具，就无法了解相应的思想和文化。悲哀的是，恰恰在这深层次之点上，只有真正掌握了外语的人，才可能有真切的体会。而仅仅拿外语当工具，甚至当敲门砖者，因没体会而不能尝到甜头，进而没想学想掌握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以行政规章的名义，逼迫全国专业人员晋升职称前，须有相应职称外语水平，是有着深刻客观需求和主观意愿的。迄今为止，也是整体正确的。只存在改进的必要，不存在废止的理由。

    事实证明，尤其在诸如学外语方面，人是需要逼的，不逼不学，不逼不长进。舆论在一边倒地指责职称外语考试时，有意无意忽略了十五六年来以外语相逼，强劲而无声地改变了千百万专业人员的素质，提高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竞争力，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而所有这些，没有当初，断无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