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董藩一语成名，大号之上再加上别号“董钱钱”。他那博语“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惊现网络后，顶、灌、砸，样啥动作一齐招来。正以为董钱钱会独享被关注的快感，不想他随即发表严肃声明6点，软化了先前“40岁前挣不到4千万是失败和耻辱”的极端，变回董教授身上似乎所剩不多的圆润：“那仅是对我学生讲的励志的话”。

    其实，此时的董教授远不如先前董钱钱可爱。关键是，董教授远不如董钱钱可信。此时的董教授立场从硬到软，来了个缺乏衬托和铺垫的180度转化。这就叫人不得不怀疑，董教授很可能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个刻意追求雷人雷语的娱星。

    还有系列麻烦，似乎也是曾经的董钱钱没来得及作片刻浅思的：

    大学老师有没有基本的语言或观点规范？换句话说，在虚实二度空间里，生熟学生们面前，老师有没有应该说和不该说的话？

    大学老师是否可以仅仅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生的成功甚至荣辱？如果可以，这种观点是否与全球为师者的道德责任和法定义务相顶撞？

    大学老师如果真的认为学生40岁前挣不到4千万就是失败与耻辱，那么老师自己是否已经失败和耻辱了？若是，他是否把自己同行们迄今的人生已经视为失败和耻辱？

    如果董教授已经践履了他自己定义的“成功”，那么就应当回答社会可能的质疑：身在北师大，端着教授碗，怎么能在这么年轻时挣到那么多的钱？那些已经到手的钱，其合法性是否能经得住纪检审细查？

    如果董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生读的是房地产，就应当在挣钱能力上与房地产商比肩，那么其饭碗所在那些教古典文学、中外哲学、数理化、以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们，又该拿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学生的成败与荣辱？

    如果董教授认为学生、老师甚至整个教育的成败荣辱，可以直接用多少岁前挣到多少钱来换算，那么显然无法适用于这一标准的北师大，必会有更多得多的老师会被判定为此生已经失败与耻辱，那么，北师大还有什么理由待在全国仅有的三十余所“985”大学中？

    网见董教授1967年生，著作等身，光环耀眼，名满天下。但由于无法看见他是否已经挣得4千万，因而无法判断他是否已经成功。虽说一个自己不成功的人也有权鼓励别人成功，甚至更应当鼓励别人成功，但恰好也就因自己做不到，而让人无法判断他那鼓励或励志，到底是寄予厚望，还是意在激励，以及不负责任地忽悠。

    不管董教授主观用意如何，他眼下的补救性解释“40岁前挣4千万励志说”，比起先前的雷语“40岁前4千万成败荣辱论”，显得更假，更虚，更造作。如果非得要在这同一人的两样人格上选边，井民觉得，宁要董钱钱，也不要董教授。

    理由是：当董钱钱公开以挣钱多少来定成败与荣辱，并且开出个自认为当时和未来都过得去的价码时，说明他已经放弃了传道授业释惑的师道。可是当他再次出场，改口先前赤裸裸的金钱观为假惺惺的“励志观”，或企图回归董教授的本真时，他的面目已经由先前那话变得可疑可恶和可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