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1.12（海地地震），2.27（智利地震），两年内三场惊天巨震，不由人不往三者间有何联系上想。趣的是相关地震科学尚未想明白，相关玄学倒先想出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把上述三个数字排成三行，横着读是5.12、1.12、2.27，竖着读也是5.12、1.12、2.27，横竖都是那三场大地震。

    “横竖都是”，反复念，反复品，可是个足以把人夜半吓醒的宿命结论。

    不消说，在科学眼里，这是典型的迷信。然在迷信眼里，这是典型的天意。如果双方就此PK，分得出明显的胜败么？很想有。很遗憾没有。悲哀的是，在类似的科学难题上，迷信固然无法驳倒科学，然科学也远未驳倒迷信。比方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诞生以及地震的来龙去脉之类。

    在人类智慧穿透上述亘古迷茫的努力中，科学的稚嫩猜测与迷信的浅俗解释，令人惊讶地像极一对孪生兄弟，以至有西方科技哲人固执地认定，在诸如生命起源、人类诞生、地震来去之类科学尚无法实证的问题上，不得已的科学猜测与着意为的迷信解释，在内在逻辑构架及深层转换结构上，其实很难分出高下与文野。

    这不，在5.12、1.12以及2.27后，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密集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地震科学，显现出的理论和逻辑上的漏洞百出与相互矛盾，甚至超过迷信和胡言乱语与牵强附会。比方说在完全没有能够准确预测的前提下，硬要精准预测将来不会再发生多少级地震，完全不知某些表象是否预示即将的地震的前提下，硬要表示那些表象与地震无关等。甚至，某专家5.12前应邀前往某处就现象安定人心，在公众场合高调坚称那些现象与地震无关，而几个月后那处就被5.12惊天地震卷入重灾区。但是，灾后那专家仍然高调讲解地震以及另处的安全。除去地震科学，当今哪个科学有此“横竖都是”的？

    固然不能要求科学在任何时、对任何问题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哪怕为此必然给迷信留下兴风作浪的空间。科学与迷信的地盘，并不像多数人所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甚至不像恩格斯曾经的预言，科学攻克了一个个迷信的城堡，以至最后一点造物主的地盘都全部让给了科学。今天大家看得清楚，将来或许还会看得更清楚，科学与迷信经常是各执一辞，乌眼相向，水火难容，但又井河两水互不相犯。

    明白了这个人们不太愿意承认，但又不得不如此的事实，就可明白，地震前后的相关科学传播，即使不能了断公众的所有迷思，也至少不能让公众陷入更大的迷乱。换言之，媒体对地震科学当“传播什么”与“怎样传播”，是两个最重要、最艰难、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仍以5.12为例。汶川地震后的媒体科普，向公众传递了最粗浅也最及时的地震知识，如板块碰撞、断裂带、震中、震级、震波等，并用这些知识对惊慌的公众作了尽可能的安抚。收到的效果是，地震知识在公众中空前普及，惊慌的心灵渐渐得到安抚。但这种传播中的地震知识，却表现得分明的混乱：地震可以（不能）被准确预报、地震来临时可以（不能）钻到结实的家具下、必要时可以跳下楼（任何时候都不能跳下楼）、成都平原不怕震（不会震）等。

    如果地震不能准确预报，人们当怎样对付地震？是发达国家那样放弃地震预报转而加强建筑抗震能力（如8.8级地震的智利，因房子修得结实而生命损失很小），还是若某些落后国家那样听天由命（如海地，瞬间被夺走20余万人）？若能准确预报，又会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在实现前，人们又该怎么办？成都平原真的不会或不怕地震吗？此地“一百年不会”、“三百年不会”、“一千年不会”的断言，是怎么推断出来的？既能推断出未来多少年不会，为何推不出此前什么时候来？还有，即使未来真的一百年、三百年、一千年不会来汶川那样的8级，来个唐山那样的7.8级、通海那样的7.7级，不也照样会死二三十万人么？

    冷静的公众不难从中发现，所有认定成都平原不会再震的专家，在话语的逻辑中其实谨慎地暗含了“8级及以上不会”的前提。比方某专家称：“从公元前26年至今长达2034年的龙门山地震史料，发现8级及以上地震仅此一次，7级至7.8级的地震共19次”，意思是8级及以上极少。问题是，极少也是有。何况8级以下那么多，来了也不温柔。

    可见，如果单纯地学理反思，5.12地震后的媒体科普或科学传播，在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所得较多，而在让公众理解科学方面所得很少。而在科普的社会、文化意义等方面，则很难说清所得是多还是少。单就地震科学的声誉、地震专家的信誉而言，似乎是得少失多。

    这就不得不说到科技哲学视野里的科学普及或传播。在科技哲学看来，寻常所说“科学传播”当分三个层次：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在科普中，科学的传播是单向的，科学共同体是传播的主体和核心，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以科学共同体为中心向外扩散。这使得科学共同体能够以居高临下的态势面对公众，如5.12后多个地震专家在媒体上的自信与自大。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强调的是公众的主体性，科学共同体降到了与公众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降只是政治正确和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因为在对科学知识的拥有上，科学共同体必然要高于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公众双向互动，一方面是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是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与科学家一起塑造科学的恰当社会角色。最有意义的是，在科学传播中，公众有权评价科学的正负面影响，有权质问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在地震预报上，回报公众的却总是马后炮。

    当然，这里有个公众、社会怎样对待前进中的科学的问题。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发展着，它的存在形式就是假说。由地震科学的眼前情况看，该门科学基本处在假说阶段。包括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和结论，都处在争论的王国中。如果在这个时候宣扬它的某一说，或只采用它的某一说（一般是有利于宣扬者自己的那一说），就必然面临未来很可能的尴尬。由于地球对于人类而言还是黑箱，人们对其内部的真相所知甚少，因此说某地“稳定”，如同说某地“动荡”，严格地说，都是假说。比方说龙门山断裂带平稳、安全，不会发生大地震，也是专家说的，也曾写进科研报告，也曾撰文出书，甚至是业界的公论。事实呢？

    可以理解，媒体除了肩负《科普法》赋予的神圣职责，如该法第十六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机构和团体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做好科普宣传工作。综合类报纸、期刊应当开设科普专栏、专版；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开设科普栏目或者转播科普节目……”，还肩负安稳人心等政治职责。但是，如果因此就为我所用，就裁剪科学，就自断未断的认识，媒体就可能愈来愈不能再科学地传播下去。因为公众必然会对媒体所传播的“科学”愈来愈怀疑，甚至愈来愈反感。就像公众对现今媒体上的保健科普或传播样。

    要想防止媒体在普及或宣传科学知识方面的尴尬，以地震科学普及为例，似应遵循如下原则：对原本存在严重争议的知识，尽量少说；对某些难度很高的知识，尽量找最具权威的专家说；专家的“出场”应尽量考虑场合（若在房地产商的产品推介会上说“此地安全”，即使没有关联交易之实，也至少有“媒子”之嫌）；适当展开科学讨论，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公众渗透“科学是假说”的真相，渗透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而不能把科学神化的态度；开展科学评论，就某些科学问题比如地震预报和防范的最新进展及意义等，进行评述；利用各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因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传播状态由延时的“一点对多点”变为即时的“多点对多点”），请专家与公众就科学内容对话，如就地震准确预报的困难或不可能展开对话，向公众交待相关科学真相，即让公众理解地震科学；适时向公众宣传和普及科学的科学观，即不能对作为假说存在的科学施以道德愤怒，不能简单用一时的得失来评价某门科学的整体价值和贡献。

    恩格斯当年曾因杜林先生对康德的星云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作道德愤怒，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恩格斯的意思是，任何科学都有面对即使最简单的问题作不出令人满意回答的时候，比如“这条狗的尾巴为什么刚好这么长，而不能再长一点或再短一点？”等，如果因此就怀疑科学、贬低科学，那么科学就没有适宜的生长土壤。地球科学界因5.12前没有准确预报惨遭声誉重创，这本身已经够可怜的了，如果再遭遇公众非理性的口水和砖头，则这门与人们身家性命关系最大的科学，必将陷于更加艰难的境地。而这必然会最终严重损害公众的切身利益。

    公众理解科学，不仅包括理解科学的存在方式是假说，不仅包括理解科学不是神学，不仅理解科学不是万能的，还包括理解科学必定有错。要容忍科学出错，允许科学家出错。因为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是认识就会有错；因为科学家是人，是人就会出错。反过来，科学家就不能因为公众必须如此理解，就有意无意拿自己当永远正确，当无错圣人，当同题正说反说都是的专家。那样，科学家恰恰把自己推到了科学的反面，即推到迷信的位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