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程的周部长走了，学哲学的袁部长来了。是一个正常的官场轮换，也是一个异常的想像交替。

    学工程的周部长，把工科思维带进高教，许多的惯常的事情，纷纷打捆在“工程”下，按项完成，占点得分，循指标考核。如高校教学质量的教学名师、精品课程、特色专业、示范基地“四大工程”建设，内涵清楚，指标明白，便于理解，易于操作。实践几年下来，确实为高校的教学质量提升起到明显作用。再有就是他倡导和力推的“本科评估”，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覆盖了高校本科教育的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等全过程，任随哪个高校都不敢说那指标不对，只能检查自己做得怎样。

    只是井民之流一边运用着周部长的工科思维和工科办法，一边也不禁心里嘀咕：办大学难道真如修房、建坝、造机器么？

    因为哲人们早已弄清楚，工科思维与工程办法，对“物”极其管用，对“人”基本无用。没啥不好明白的，就因为人不是物，物不是人。人是活的，物是死的。人是有想法的，物是没有想法的。人是需要理解和尊重的，物是不需要理解和尊重的。人是需要被当作出发点和归宿的，物是不需要被当成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是“本”，物是“末”。人天然是目的，物天然是手段。所以，工科思维与工程办法用于高校，在“物”的部分效果明显，在“人”的部分效果缺欠。而不幸，最终决定高校质量水平的，还是人。

    再有，指标是需要的，指标也是方便的，没有指标是不行的。但是，人从来不受指标约束，人更不严格按指标过活。在高校这个牛人集中营，大量涉及质量、水平、原创以及精神文化领域的行为事态，指标要么框它不进，要么硬框进去就“丢人”：丢掉人的主要特性。

    比方本科评估指标要求的教案、教材、讲义，需得落实到某部分，细划到某章节，还必得写在纸上、拿到台上。指标的制定者认为，唯此方能确保教学质量。殊不知，高校真正的教学高手，几乎无一严格遵守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且唯其如此，才能形成繁花似锦般的各种教学风格。至于那些真正的教学名师，更是此规矩或框架的反叛者。井民混在高校，本事没多少，唯识别教师的优劣是很准的：那些依靠规定、依靠框架、依靠PPT的人，没几个真正是广大学生的真爱。倒是那些“不合规定”的人，往往在潇洒与从容中赢得学生的尊重。

    当然，在该有指标的地方，还得有指标。就像在该工程的地方，还得工程。这无须多说。只是在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在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在好多高校的管理者几乎找不到怎样才能“以人为本”的今天，让太过指标化、数据化和工程化的一些形而下，让出一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地盘给人文和形而上，恐怕也是应该的罢。想想当年的胡适、蔡元培及梅贻奇他们，没让大学做“工程”，没让大学搞“评估”，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经费投入，却把大学办得至少不逊今日中国高校，甚至不逊当时的世界水准。

    欣闻袁部长贵仁先生，所学是“无用之用乃大用”的哲学，就寄望他治下的中国高校，增加些人本、人文与形而上，与那已经惜乎过多的工科、工程、指标体系等形而下，填平补齐，彼此应照，不至偏废。更寄望袁部长就任后，中国的大学名师的评价、名校的评价，整个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的评价，以及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多些人文，多些原创，多些人性，多些理想，少些工具，少些工程，少些物性，少些实惠。至少，把本属于人文的还给人文，就像把本属于理工的还给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