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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方面看余秋雨都是“大师”
(2008-09-14 16: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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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启功季羡林大师 |
分类： 个性随笔 |
消息一出，有人跳了起来。说余一个靠卖文卖嘴挣大钱的人，怎么称得上“大师”？随即举启功、季羡林等公认的大师为例，称他们都不敢接受“大师”封号，甚至自称“小师”，贬余心中自认是“大师”，却借上海高教部门的牌子假客气。
这就牵涉个什么人配得上叫“大师”的问题。无疑，上述启功、季羡林二人，应当称得上是大师。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的成就，得同行广泛认同，在海内外有极高知名度。连温总理每回看望季老，也都是“大师”长“大师”短地毕恭毕敬。
但二人不是“大师”的标配，其指标也不能是“大师”的全部。
不能说不懂洋文的名人就不能叫“大师”。那些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若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鲁迅、林语堂、梁漱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钱钟书等，有的学贯中西，汉洋二文稔熟，若胡适、冯友兰、金岳霖、钱钟书等；有的则只会国语，只钻窄学，若蔡元培、梁漱冥、熊十力等。照此标准，外文一般般的余秋雨，也没有理由不能成为“大师”。
不能说在影响上有争议就不能叫“大师”。若郭沫若、鲁迅、林语堂、梁漱冥、冯友兰等，哪个不是一做学问就掉进争议的漩涡？从他们出名的那天起，对他们的争议什么时候停止过？恰恰是，他们之所以叫做大师，正是他们那些见解或成就，引起延烧至今的热烈争议。众所周知，余秋雨虽英年62，但引起的争议丝毫不比前辈“大师”少，甚至更多。
不能说活着的人就不能叫“大师”。如果真是那样，启功、季羡林就会被低估，有关部门给工艺美术界封的好些个“大师”就会贬值，社会就走到以往先进人物那种只有盖棺才能论定的悲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活人能叫“大师”，其逻辑的另面便是，但凡活人要想出大名，当“大师”，得适时死去。这是何等的荒唐！
不能说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就不能有自己的“大师”。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以及相类的《周晓燕大师工作室》，无非主要表达该学院对他们的杰出校友的肯定，全国人民要同意当然更好，不同意人家自己叫叫又何妨？“大师”有若“大小”，不也相辅相成么？没有“大”就没有“小”，反过来也是，没有“小”就没有“大”，离开对方单独绝对称“大”或称“小”，都是不可能的。此乃辩证法常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大学之大乃大师之大”论，时下被各大学高度认同，各校也正吹吹打打培养和引进“大师”，按那种“必须举国公认”的逻辑，则哪所大学都只能是在白日做梦。
不能说一个人知识不够全面就不能叫“大师”。按求全的标准，世上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知识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单面人”，都是“专士”，而“博士”都永远是理想。余秋雨的知识结构可能基本长在他的本行，即戏剧理论，超出一点点如果不太远，也大抵将就。只有当他在说起哲学、美学和伦理学时，才明显暴露出底气不足，功力不够。若他曾在《凤凰卫视》上提出个“审美公德”概念，还煞有介事地一番好讲。其实，“公德”乃伦理学概念，“审美”乃哲学或美学概念，把二者扯一起，很笑人的。再听他的意思，原来不过是古人所谓“目之于色，有同好焉”耳。毕竟世间学问太复杂，太深奥，没人能通吃。
抛开正宗学术，正宗艺术，或严谨学术，严谨艺术，余秋雨是能够称得上“大师”的。比如，他是个“文化市场化大师”。每年那么高的演讲、版税收入，那么高的出镜率和出场率，遍寻神州平方公里九万六，还真找不出几个来。又比如他是个“讲课或报告大师”。每当他出场、出镜，收视率就会明显增高；每当他一点评，哪怕一些人觉得有点浅，一些人觉得有点偏，一些人觉得有点多，但喜欢的人总是大大超过反感的人，遍寻高校千万所，如此教授真还没几人。再比如他是个“自我炒作大师”。每当名气下滑或感到被市场遗忘时，他总会适爆料，如数度“封笔”后又“开笔”，如一再“巡游”后又“巡讲”，如默许娱记暴他与马名角儿的陈情往事等等。在，且仅在这些地方，人们会很容易想到他到底是戏剧学院出身的。
不过，余秋雨在解释他“推了但没推脱”时，用的理由是人得先“大”后“老”，好像管“大师”的人还不比“老师”更令人炫目，则又谦虚过了头。很像赵本山与范伟那个“憋了但没憋住”的小品，让观众在忍俊不禁中，一直不知赵本山其实很在意的那个“憋住没”，到底真的憋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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