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和安阳殷墟成功地被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欣喜中，下面这个消息更显得弥足珍贵。7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3年前才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在此次大会上，第三次被列入重点监测保护项目。一份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派往三江并流遗产地的专家考察组提交的报告指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正在规划的水电开发，被改划边界以适应开矿、建大坝等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旅游业的发展。

这是三江并流自200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连续在3届会议上被列为重点监测保护项目——这个消息以如此振聋发聩的方式昭示，在“世界遗产”光荣而夺目的名号下，何尝不也隐藏着另一个名号：濒危遗产？

仅就“世界遗产”的确立范围来说，这个名号并不为过。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它们都从远古和历史深处走来，它们都毫无例外历尽沧桑、渡尽劫波。穿过时光的剥蚀和天灾人祸，它们走到今天殊为不易。但是，也无须讳言，即便在其“价值”抑或“历史意义”格外彰显的今天，它们也仍需时时面对各种各样的天灾和人祸。

假如天灾人力无法抗拒，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有将人祸尽量避免。而在中国，假如战争这样的人祸暂时可予以排除，那么，我国的“世界遗产”要面对的人祸，实际就是一种：对其“剩余价值”的过度索取。

因历久而弥贵，是“世界遗产”的一个显著特性。再加之人文以及大自然的鬼斧神功，独特性乃至惟一性，更使得其内在价值，获得了现代性的诠释。因此，“世界遗产”具有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各地争相将自己辖区内的“世界遗产”，打造为旅游产业，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旅游成为“申遗”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目的，保护就必然被开发所代替，破坏，也就必然成为保护幌子下的真实现实。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张家界的那个观光“天梯”，为何遭致如此激烈的反对。

当然还有客观存在的民生问题，也是摆在保护“世界遗产”面前而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这一点，在怒江的保护和开发上尤为明显。三江并流，之所以三次被列入重点监测保护项目，实际就暗含了这个问题的现实理解和应对。但是，真正严重的恐怕还不在此，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怒江地区丰富的水利资源。这对一个能源缺乏的大国和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显然极具诱惑。

尽管，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在开发的同时也可以切实加以保护。可正因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往往只能成为一种理想。设立“世界遗产”的原初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号称，申遗就不是为了保护。可现实情况又如何呢？当申遗为了保护，蜕变为“保护是为了申遗”这样的功利性逻辑之时，公众自然能够由其保护的动机，窥见到申遗之后的想法。更何况，许多所谓的保护，根本就是临时抱佛脚，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作用，但公众由此也完全有理由追问：早干什么去了？申遗成功之后又如何保护？

“世界遗产”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义务。“世界遗产”是一个金字招牌，但它又并不仅仅是金字招牌。这种“无比正确”的话，的确面临着成为“废话”的危险。例证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许多“世界遗产”的称号，正在化身为世界级商标，而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世界遗产”，不过就是可供分食的蛋糕。遗产变遗憾，往往就在一刹那间。

沧桑并未历尽，劫波也远未渡尽。这是“世界遗产”在当代必要面对的问题，三江并流三次被列入重点监测保护项目，仅仅是众多困窘中的一个侧面。

2006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