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价值的分裂

——本土作家、评论家眼中的厦门小说

最近几年，厦门小说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态势，最重要的事件是须一瓜的中短篇小说走向全国。2006年上半年，长篇小说方面突然间有了一个大爆发，吴尔芬、赖妙宽、高和、夏炜、高渔、莽原等厦门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力作。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本报与厦门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联合邀请了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就此进行讨论。 ——编者

参与嘉宾：

阎欣宁（作家、宣传部文艺创作中心副主任）、黄绍坚（评论家）、杨天松（评论家）、须一瓜（作家）、高和（作家）、夏炜（作家）、王建港（作家）、吴尔芬（作家）、萧春雷（本版责编）

讨论场所：文心阁（南华路4号）

厦门近期小说创作现状

萧春雷：厦门小说创作目前非常热闹，特别是长篇，出了很多书。我们先请阎老师谈谈厦门长篇小说的情况。

阎欣宁：今年上半年，长篇小说的势头非常惊人，这里有偶然的因素。王建港的书写了三年，刚好在今年出版了，高和的两部书也挤在上半年出版了。赖妙宽的《天堂没有路标》，这个完全是政府组织创作的、政府出版的或政府买单的主旋律作品，她也写了三、四年，也在今年上半年出来了。赖妙宽写得颇下功夫，也是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作家。上半年，厦门小说有一个现象，各种渠道、各种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都出来了。高渔的《锁侠》是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吴尔芬的《九号房》也是准备若干年，只不过集中在今年上半年出来了。前十几年，厦门的长篇寥寥无几，这一两年势头很好。厦门的小说作者队伍非常整齐，各种层次的业余作者都有，圈子比较大。在文联工作的，在媒体工作的，领导干部，职业作家等。厦门小说作者的队伍，已经引起了省内其他城市的羡慕或者嫉妒。

萧春雷：厦门长篇小说有什么问题？

阎欣宁：在文学界响当当的，又很畅销的一流小说家，目前还是少了一些。

王建港：我说我的几个感受。第一个难，厦门文学的氛围比中原的有些省份差一点。第二个难，大多数人是要上班的，一面上班，一面业余时间创作。第三呢，出版难，我的《炎黄大帝》出版以后，我自己找了四个出版社。还有一个是宣传难，现在创作是个人行为，宣传也是个人行为。销售跟上来了，才有再版，才有继续写作的激情。

黄绍坚：这半年我也很惊讶，一夜之间有这么多人写长篇小说，而且出版了。这种状态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坚持了文学的本原，文学根本不可能组成一支队伍去冲锋陷阵，本来就是各家各户种自己的一亩二分地的事。客观来说，不得不看到一点，厦门的文学繁荣和中国文学繁荣是一个模式，数量多、精品少，几乎没有精品。

萧春雷：中短篇小说的状况情况怎样？

阎欣宁：中短篇弱了很多。须一瓜发表作品不像往年那么密集了。厦门中短篇的量还不是很大。整个福建在上世纪90年代，在外面发表的很少，大家都是挤在《福建文学》上，后来挤《厦门文学》。这些年来这类情况也没根本转变。但赖妙宽、吴尔芬的中短篇小说都进入过年度排行榜。

萧春雷：中短篇显得孤单一点。

小说是不是讲故事

阎欣宁：现在的标准有些脱节，比如上次讨论夏炜的《铁观音》，实际上马上就发生了很自然的分野，一种是通俗派，包括安溪、泉州地区的，认为这个很好。还有从福州来的，认为这还达不到一个标准。

夏炜：我注意了一下，会上一个是学院派，一个属于地方派，这两种观点，我觉得是必然的。学院派一定要有标准，小说本身也要有标准的。阎欣宁老师讲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化的情况，一个是达到什么样的文学高度。

萧春雷：这就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

夏炜：我在想，是否一定要分野，能不能兼容？

阎欣宁：有一部分书是兼容得比较成功，比较好的，比如莫言的东西。

黄绍坚：我个人一向主张把纯文学史和通俗文学史分来写，因为两者的标准差太凶了。通俗文学强调的是故事性，纯文学强调的是审美性，这两个标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很反对把长篇小说当故事来写。文学最重要的是读出感觉，而不是故事，说书艺人才讲故事。

萧春雷：你持的是精英文学的标准。现在许多人写作，只想讲一个感人的故事，上当年的畅销排行榜就达到目的了。

吴尔芬：绍坚站在学院派精英主义立场上。我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而且说书是小说的基础。故事就是小说的基本元素，问题是故事里要有有价值的东西。学院派猛烈抨击的小说会再版，你们极力表扬的作家不会再版，这是学院派的悲哀。

夏炜：中国为什么会分学院派、理论派？因为中国的小说与国外小说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国小说全是从故事开始的，全是为了给老百姓讲个故事，比如《水浒传》；而国外的小说是一种精神史。先秦以后，中国没有大的思想家，所以中国小说和国外的不一样，从精神上、贵族性上说是不一样的。

阎欣宁：厦门写小说的没有学院派的，真正学院派的都金盆洗手了。

鸡兔同笼：通俗文学与纯文学？

萧春雷：不把这些小说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没办法谈。我觉得，厦门的小说创作存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裂。比如吴尔芬写《九号房》就是想写成纯文学的，想永垂不朽；高渔写《锁侠》就是为了成为畅销书，最好拍成一部好莱坞式的大片。前者想博得文学小圈子称赞，后者想讨大众欢迎。完全两码事，鸡兔同笼。

黄绍坚：我想不清楚，尔芬和高和两位真正能做纯文学的人，搞通俗小说干什么？

吴尔芬：你的言语之间透出对通俗小说的蔑视。

黄绍坚：对！你们的小说流露出对世俗的悲悯，以及作者本人对自己的悲悯？这不是很标准的纯文学的角度？为什么要把小说往通俗小说上拉？

高和：不是拉，是确实很畅销。

黄绍坚：高和的小说可以走畅销文学的路，但他用的是纯文学的标准。

高和：说老实话，绍坚把我看透了。我写作品不考虑拍不拍电视剧。如果你写出来的要改编剧本，那你干脆写剧本好了。所以我写的《接待处处长》，他们闹得很凶，说要拍电视剧。我认为很难拍，我写的小说只许我写剧本，其他人不能写。我从来不把自己区分为通俗或纯文学，你在作品中表达了你的对人生、世界的看法和哲学思考，这部作品才有价值。

须一瓜：相当一部分的长篇小说的出发点就不是做文学，而是娱乐作品。夏炜的《铁观音》是受命于人，一定要做的，所以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在他想追求的纯文学的点上，就算他想追求，也有市场驱动。

萧春雷：我们讨论时要明确一点，纯文学也有写得坏的，俗文学也有写得好的，不要给这两类区分高下。

须一瓜：很多写作的标准一开始就是在纯文学的引导下的，文学是任何形式不能替代的。我喜欢故事，但文学小说是超越故事的，它不可能停留在故事里。很多小说的动机就是小说能否拍成电视剧、能否畅销，而不是社会的思考。

王建港：我的基本原动力是市场，拍成电视剧。如果我第一部小说石沉大海，那我第二部绝对不会再写了。

萧春雷：从动机上看，纯文学是作家有想法要表达，不管读者喜欢不喜欢；通俗小说的出发点是读者和市场欢迎，不论作者喜欢不喜欢。当然也有闭门造车，居然迎合了时尚的，那就是纯文学兼畅销了。

吴尔芬：我们指的纯文学，不是指内容，也不是指畅销程度，而是价值观。大家认同的、迎合当下的价值观就是通俗，比如好莱坞的就是通俗，价值观是好人必有好报、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说的纯文学是要有哲学思考的，必须有个人体验。

吴尔芬与须一瓜的小说

杨天松：我说说吴尔芬的《九号房》。从技术上说，还是有问题。讲了人的犯罪问题是小说最大的价值，但从艺术上说还需要改变，构思过于逻辑化，虚构的痕迹太深，会产生不太真实的感觉。我刚看了北村的小说，不管怎么写，看起来就是很真实。如果吴尔芬的小说要再上一个台阶，那逻辑的严密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还要再结合得好一点。

萧春雷：我先看了几篇评论再看小说，有点失望，我觉得小说没有他们夸的那么好。我觉得不像他们说的是关于灵魂、关于罪的文学，我原以为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厚重的东西。吴尔芬太注重故事性了。

夏炜：我觉得他写的小说太闹了。

吴尔芬：我写长篇是为了发表，而不是出版，发表是不赚钱的。

萧春雷：这是纯文学的目的。

杨天松：须一瓜的小说写得很精致，看起来还是很舒服的。有很多东西还是能感动读者的。我看过《雨把烟打湿了》，我觉得杀人动机写得很好。不是刻意要去杀人，是一个小的事情引起的杀人，符合人性极端时的心理。《蛇宫》从技术的逻辑上讲有点问题，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人物的真实性有点距离。

须一瓜：我知道有一些硬伤，但这个作品写出来分野得特别厉害，骂的人很多，喜欢的人也很多。写小说写到结尾，不控制激情的话，很容易走火。

吴尔芬：北村的中短篇与须一瓜的中短篇做个对比，从评论界对小说的认可程度来说，须一瓜还没达到北村的程度。他们有共同点，表现一个时代的病症。北村的成就在中篇，立场是非常激进的，东西很强烈，看完了心里难以释怀。须一瓜的优点是没有北村那么强烈，但须一瓜还原生活是非常到位的。其实须一瓜的小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影响会更大。

萧春雷：朱水涌老师认为陈希我是福建最有冲击力的小说家，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须一瓜写的是人性，陈希我是写存在。虽然我更喜欢读须一瓜的小说，但是从探讨问题的深度来讲，陈希我更深。大家都说小说是写人性，实际上真正最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写存在困境的。问题是写人性的小说好看，写存在的不好看。我希望她的小说又好看又深刻，最好往存在方面再靠一点。

原载《厦门晚报》